奥地利旅行-施蒂里亚省德意志人

对温迪施格雷茨政府施以致命一击的是预算案中的一个小小问题：齐利城位于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施蒂里亚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涌入城中的斯洛文尼亚居民要求满足其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使斯洛文尼亚孩子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结果被德意志人占多数地位的施蒂里亚议会拒绝，斯洛文尼亚人遂转而在帝国议会中争取到捷克人的支持。实际上，1888年，塔费就在马尔堡解决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即便马尔堡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愿以偿地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也并不稍改马尔堡之德意志性质。但齐利城内的资产阶级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斯洛文尼亚人的威胁，他们一旦得到其民族教育，就再也不会将德语当作其文化用语了，对德意志人而言，齐利小城也就此被丢给斯拉夫人了。

齐利的情况实际上是施蒂里亚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纷争的真切写照，与之相似的斗争在波希米亚乡村和小城镇中屡见不鲜，小城齐利便成了奥地利国内广泛存在的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冲突的象征。塔费时代的妥协让步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齐利市的德意志中学中建立了斯洛文尼亚班级，德意志人将会退出政府以示抗议，而如果不建立的话，斯洛文尼亚人及其捷克盟友又会退出。最后，当温迪施格雷茨想要向斯洛文尼亚人兑现诺言时，德意志自由派便抛弃了他。

政治领袖们毫无责任心的争吵造成了奥地利议会制度的失败。除了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余的政治派别都认同帝国的存在，但是，他们把被任命为大臣视为谈判地位的加强，可以得到特殊的好处。议会成了各地方争吵不休的棘手问题的汇集点，冲突各方各自为阵。人们为了一些无关紧要、却仿佛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小事争吵不休，议会便脱离了其为帝国咨政会议的本意。每一个教师、医生、收税员的任命都被视为民族斗争的信号，每一个企业都想得到政府的资助。德意志人想要保持其优势地位，捷克人则想要为他们在以前所受的不公获取补偿，奥地利虽然进行了迅速的工业化，但是政府并没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时期抽身而出，结果陷于琐屑的经济事务中，名义上保留了很多诱人的权力，实际上越来越无力自拔。

各党派之间以民族主义名义进行的混战持续了两年。自身除了维护特权以外没有任何理念的弗朗茨·约瑟夫对政客们借民众和理想之名、行利益争夺之实的行径相当厌恶。189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成立了加利西亚总督巴德尼伯爵领导下的“强硬政府”。巴德尼伯爵是加利西亚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虽然是贵族并忠于弗朗茨·约瑟夫，但却有自由派的名声，倾向于中央集权和温和的反教会立场；具有波兰人的灵活性，在加利西亚总督任上的时候成就突出，却一点都不墨守成规，对新时代的种种观念相当熟悉。甫主国政，巴德尼便解除了因发生越轨行为而在布拉格实行的紧急状态，赢得了青年捷克人党的好感。紧接着，他设法将塔费因之倒台、温迪施格雷茨没有做到的选举改革付诸实施，其秘诀在于，接受普遍选举制的原则，但小心行事以防止产生有碍现行体制的后果。他在已有的四个代表团（库里亚）之外又补充了第五个，总共425个议员席位中分配了72个给这个“总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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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巴德尼政府获得了意外的好处。卡尔诺基向德国靠拢的政策由于德国政府更迭而告失败，德国转回俾斯麦时期的保守政策。而由于法俄联盟的存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土耳其帝国的保护。这样，到了1895年，在意大利也陷入阿比西尼亚的泥潭中之后，奥匈帝国实际上又被孤立起来了。迫不得已，卡尔诺基转向梵蒂冈寻求友谊，作为回报，他试图干清除匈牙利的反教会主义，但是，马扎尔沙文主义者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卡尔诺基本来就以其贵族的傲慢不容于同侪，此时，在布达佩斯的强烈反对之下，已担任外交大臣近14年的卡尔诺基被迫去职，接替他的是35年前负责起草《十月特许令》的波兰贵族戈武霍夫斯基的儿子。与其前任一样，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而且对匈牙利人很不信任，但却以一种令人愉。陕的个人魅力被众人接受。

戈武霍夫斯基的好运使他在1897年与沙皇俄国达成了一致。自梅特涅时代以后，奥地利政治家都避免与俄国接近。身为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自然对俄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敌意，但是，奥匈帝国的孤立地位和来自德国的压力促使他接受了俄国人的提议。维也纳与圣彼得堡同意在巴尔干地区合作，而不要在对方出现问题时趁机大做文章，换而言之，近东问题被“雪藏”起来了，以便使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地区尽可能保持现状，推迟矛盾的爆发。

奥俄之间的谅解缓和了奥匈帝国的外在压力，却引起了其内部的长期危机。德意志人、尤其是马扎尔人都对俄国人的西进感到担心。哈布斯堡君主国本来是以保护各民族免受外来侵袭为“使命”的，现在却与俄国这个危险的庞然大物站在了一起，则它本身也成了这些主导民族反对的对象。之后，当哈布斯堡君主国遭遇到外部威胁时，来自内部的分歧便使它分外弱不禁风。

巴德尼时期，卡尔·卢格博士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密切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人01895年，51岁的卢格带领他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在维也纳市议会的选举中撼动了德意志自由派数十年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两倍于对方的席位。他的反犹太主义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争取到了来自“街头小人物”们的支持。维也纳的股票交易所经历了自1873年以来的最剧烈的动荡，犹太富商们对前途十分担忧。弗朗茨·约瑟夫一再拒绝任命卢格为维也纳市长之后，民众甚至对他也表现出来了罕见的冷淡与敌意。他在给茜茜的信中对此甚为苦恼：“反犹主义在上层人物中也成了流行病”，引起的社会骚乱将难以衡量，虽然卢格的基本信仰“本质上是好的”。

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时，巴德尼可以不在乎民主选举，但现在他必须适应维也纳的政治规则。维也纳街头：“外国人滚出去！”和“滚回加利西亚！”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显然，巴德尼已经是众矢之的，为了站稳脚跟，他必须争取到支持力量或者合作伙伴。

基督教社会党吸引了维也纳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支持，由于它支持奥匈帝国的独立与统一，所以虽然其领导人均为德意志知识分子而不可避免地实际上具有民族性。但是在原则上否定了大众的民族主义要求，教会与社会党的密切关系也与哈布斯堡王朝利益一致。

阿德勒的社会民主党扎根于工业中心。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对其自身状况的关注使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力量日渐壮大。阿德勒与恩格斯、第二国际的密切联系使哈布斯堡君主国对有可能带来赤色危机的社会民主党更加警惕。两害相权取其轻，几经斟酌之后，巴德尼与卢格进行了秘密接触。卢格表达了对奥匈帝国的忠诚，保证将约束其行为。作为回报，巴德尼设法说服弗朗茨·约瑟夫私下接见了卢格。作为安抚民心的姿态和执政能力的测试，1896年5月，卢格的一位同僚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大政方针则由卢格在幕后一手操纵。巴德尼因此得到了基督教社会党对其选举改革的支持。1897年，按照新的选举制度选出了帝国议会，425名代表共来自25个政党。选举结束后，卢格便被正式任命为维也纳市长。次年，他便开展了意义重大的市政建设，政府接收了有轨电车、煤气和电力事业，并建成了第二个引自高山泉水的自来水工程。维也纳的城市卫生得到改进，经济稳步发展，当初被成功地煽动起来的群众的排犹主义情绪被同样成功地控制起来，一度提心吊胆的犹太人继续享有平等的权利。

成功使巴德尼进一步想解决捷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1897年4月先后颁发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两个语言法令，规定捷克语和德语同样成为这两省的通用语言（在与其他省份及中央政府交流及财政、军队、邮政等领域，德语仍然保持其排它性地位），两省所有官员都必须在此后3年内彻底通晓这两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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