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北欧的狂野 于 2015-1-11 00:26 编辑
德国奥地利旅游团,欧洲华人旅游团计划——中欧历史回顾,
1850年,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冲突看来似乎无法避免。施瓦岑贝格起先打算建立一个大奥地利联盟,以确立哈布斯堡君主国在中欧地区所有德语或非德语地区的统帅地位;普鲁士首相拉多维茨则愿意建立一个扩大了的德意志邦联,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普鲁士主导的所谓“小德意志”,哈布斯堡君主国则作为其同盟和经济伙伴与之建立松散关系。为此,拉多维茨在1850年3月建立了一个“爱尔福特联盟”,虽然遭到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威腾堡和维也纳的反对,但是由于奥地利军队还在匈牙利和意大利驻防,无法加强西面的防卫,因此,情况一度非常危急,普鲁士似乎打算趁火打劫,诉诸于军事手段。
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黑森选帝侯为镇压臣民起义而同时向普奥两国求助,双方派出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两支军队顿成对峙之势。施瓦岑贝格虽然为高额的军费负担所头痛,但面对普鲁士咄咄逼人之势,也打算背水一战。
两国君主并不真的都想马上投入战争。沙皇出面,表示支持奥地利。最终,威胁被解除了,普军后撤,腓特烈·威廉四世换了首相,奥地利皇帝也要求施瓦岑贝格克制以求得和平。12月,双方在奥尔穆茨会谈,普鲁士放弃了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联盟的计划,并接受由奥地利重组原来的德意志邦联。
但这恐怕是施瓦岑贝格的最后一次外交胜利了。1851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德意志各邦会议上,奥地利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要求被拒绝,施瓦岑贝格获得的最大成就是普奥相互的保护承诺。德意志各小邦虽然对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心存戒备,但是军事化的奥地利也颇令它们不快。施瓦岑贝格试图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下的、奥地利和德意志诸邦的联盟,这无疑是对俄国、法国的挑战,而且也将破坏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国已经达成的势力均衡,军事强力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弗朗茨·约瑟夫对此却浑然不觉,他眼看到军队的威力如何使狂暴的民乱趋于平息,使哈布斯堡帝国从覆灭的边缘重新变得强大。因此,无论施瓦岑贝格怎样劝说,他都不为所动,甚至坚持认为有关海瑙在匈牙利的残杀只是恶意的谣言,使后者在布达佩斯一直为所欲为达10个月之久。因此,奥地利与德意志诸小邦之间的关系难以获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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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奥之间沿着不同的道路越走越远。普鲁士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就勤奋踏实地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致力于简化税则,并进一步于1834年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从统治上获得了超越于奥地利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实质上的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鲁士的努力渐渐显出了效果,它的政治家们变得更务实和更有远见了。俾斯麦认为奥尔穆茨协定是明智的,1850年12月3日,他在邦议会强调说,最主要的是普鲁士“不要同民主制度发生任何可耻的联系”,“一个大国惟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已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施瓦岑贝格忙于外交时,内政大臣巴赫成为国内政治的实际主宰者。他迅速而有效地使哈布斯堡君主国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奥地利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成为一个完全单一的国家。匈牙利的传统特权被取消,其他想要某种独立性的民族更没有可能获得成功,甚至自始至终忠于哈布斯堡皇家的克罗地亚人也失去了他们的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这样,维也纳成为帝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从这里发出的命令传达到各级行政机构,再由帝国官员(往往是德意志人)负责执行。1850年6月取消匈牙利与帝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税壁垒的法令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税收系统,并使帝国成为一个单一的自由贸易区。
所谓的“巴赫体系”一直持续到1859年,但其效果却是无法抹杀的。旧匈牙利系由自治的农业地区组成,地方行政、司法权力均由贵族操纵,“巴赫轻骑兵”将匈牙利人带人了新的状态。他们开始享用其他地区的产品,受维也纳派来官员、警察的管理。马扎尔人发现,最初的残酷过去之后,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忠心耿耿的克罗地亚人差,但同时,也并不比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或塞尔维亚人强。原来的主导民族、从属民族之间的差异似乎不太明显了。但是,革命的危险一旦解除,弗朗茨·约瑟夫的宫廷就又变成保守派大产业主和将军们的天下。在他们眼中,即使大臣们的暴政也带着一种可疑的革命的味道,梅特涅的身影若隐若现。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皇权专制的建议,认为应当由皇帝亲自统治,而非将治国大权委之于人。这一年的12月,路易·拿破仑眼看着总统的四年任期已到,遂发动政变,解散立宪会议,复辟帝制,是为拿破仑三世。弗朗茨·约瑟夫随后在除夕发布文件,1849年3月的宪法草案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废除了。奥地利将由皇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任命一个皇家会议在立法问题上提供咨询。施瓦岑贝格顺从地接受了现状。对于这个在梅特涅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他对治国权术比对政府的类型要感兴趣得多,他的理想是要使维也纳成为大国外交的中心。但是,欧洲已经大大地不同了,当年文韬武略的拿破仑一世、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一世都一去不复返。拿破仑三世不断地在办公桌前规划各种宏伟的计划,年迈的尼古拉一世越发保守,俄国在铁板一块的外表下越发腐败。俄国东向多瑙河逼近,法国梦想建立一个新的意大利王国,奥地利则被夹在这两个强国之间。长期紧张工作的压力超出了身体的承受能力,1852年4月,在某次宫廷舞会之前,施瓦岑贝格因中风去世,不仅他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而且他的政治影响随之烟消云散。
为他的“最伟大的大臣”,失去他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当时那个才刚刚蓄起一抹髭须的22岁的年轻人来-说,只是由于他的克制,才没有表现出来情绪失常。但是,另一方面,他终于摆脱了这个人的强大影响,从现在起,他必须自己作出决定,不再依赖任何人,这不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事吗?
此时,始于革命年代的19世纪走到了中途,雄心与霸业、伟大与不朽都在风云变幻中化为人间传奇。自上而下地实现自由与解放,已经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少数人还在为理想而奋斗,多数人却被失败推人无情的现实。19世纪进入了它的中年,青春年少的激情化为山雨欲来前的郁闷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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