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历史

奥地利的工人多倾向社会民主党人。早在6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初显峥嵘，一位真诚的激进派、1848年精神的追随者维克多·阿德勒在80年代末期建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在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工业区的工人中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阿德勒与一位出色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容一起，享有与舍纳雷尔一样的林茨纲领起草者的地位。他们俩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也都是犹太人，却把自己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阿德勒有民族自豪感却并不傲慢，在泛德意志主义者走向明显的反犹主义后便远离了它。1883年，他在旅行中结识恩格斯、倍倍尔，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并与恩格斯成为终生好友。

在阿德勒领导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决定在1890年动员工人举行一次显示力量与团结的五一节游行，以响应前一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的呼吁。由于德意志人有在这一天庆祝五月节的传统，阿德勒顺势要求各工会在这天的上午组织游行的工人列队通过普拉特公园的林阴大道，下午则自由享受美丽的春光，和平而无害地宣布五一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阿德勒的行动却引起了弗朗茨·约瑟夫和大臣们的极大恐慌。社会民主党人所具有的赤色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名声使人们确信，这些郊区来的脾气暴躁的革命者会千出任何出格的事。各大城市的军队与警察都处于戒备状态之下，人们屯积食品和物资，担心暴乱会使城里的供应中断。五一节当天，维也纳城内一片恐慌，普拉特地区军警林立，商店门窗紧闭，没有一辆豪华的私人马车或出租马车胆敢前往普拉特地区。但是，除了明媚的春光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歌声，什么都没有发生。在飘扬的红旗下，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整洁的衣装上插着一朵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红色丁香花，四人一排，整整齐齐地列队前往普拉特地区。严阵以待的军警们渐渐松弛下来，当孩子们唱起校园歌曲时，双方甚至出现了一种善意和友好的姿态。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采取了第二国际的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资本家操纵国家机器以帮助他们在对外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工具。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建立一个既无国家、也无民族仇恨的欧洲。但是，在民族组成异常复杂的中欧地区，这样的立场就不得不亲身体验民族斗争。最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必须被改变成为一个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阿德勒的这次和平游行的倡议就遭到了冷遇。捷克人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由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显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同为超民族的共同体，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其实反映了困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民族冲突。在工业化浪潮之下，传统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的保护渐渐不可得，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心存不满的人们的庇护所，甚至是迁怒于他人的借口。民族主义更为大众传媒以及同样巧舌如簧的律师们提供了名利双收的机会。刚刚会看报纸的农民接触到的便是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民族主义者眷顾的时候，便学会了仇恨他们的邻居。争讼的风气更造就了以法律为名、以私利为实的政客大显身手的时代。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关系之恶化日甚一日，但其过错并不全在舍纳雷尔。温和派的捷克领袖满足于实现波希米亚的行政分离，但是在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捷克人”党已经对保守的“老年捷克人”党失去了耐心。他们眼看着觉醒的捷克人日渐壮大，对此前数十年间的失败全无感受，充满自信地想把全部波希米亚都置于捷克人的控制之下。

眼看着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里格尔为首的保守的捷克人被迫与同样受激进分子威胁的德意志人进行合作。1890年，塔费主持的一个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委员会最终达成了一个复杂的妥协方案，建议存在多个民族的省份根据其民族分布划分行政管辖范围，其他省级机构，如法律、行政组织等也依此原则行事。

但是，塔费没有想到，里格尔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波希米亚的社会变革之大出乎维也纳意料之外。新一代捷克领袖要求保持波希米亚的完整性，不过要由捷克人进行完全控制。德意志人同样不同意分割波希米亚的行政权，其隐含的前提是，捷克人只会被当作可以容忍其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双方的立场显然针锋相对，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塔费耐心等待的结果不是激进主义者的溃退，反而是对方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存在。各民族的“温和的不满”转而成为暴烈的愤愤不平。1891年的选举中，里格尔被敌方宣布为叛国者，青年捷克人党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情况已经超出了塔费等人的控制。

塔费政府的财政大臣斯坦因巴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为了对抗这种足以造成君主国崩溃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应当扩大选举权，使下议院有劳工阶层的代表，消解他们的不满，至少令他们稍微安分守己些。另外，乡村与小镇居民一贯忠诚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将他们纳入帝国政治体系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力量。但是，对于塔费来说，他没有任何政党背景，他的“铁环”依赖于利益集团——教会、地产所有者和波兰人——有条件的支持。1893年出台的几乎是普选权的建议直接使这些集团的特权受到损害。因此，如同一柄双刃剑一样，塔费的建议刺向敌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他的追随者。

反对塔费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卡尔诺基的鼓励。卡尔诺基以其外交成就傲视群雄。1890年，俾斯麦被德皇威廉二世毫不客气地赶下台之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但是，1892年格拉斯通的自由派政府执政动摇了卡尔诺基的地位。英国人从近东地区退出，对奥匈帝国极不信任。格拉斯通曾经在1880年说过一句名言：“随便在地图上指出一个地方，可以说，没有哪一处是奥地利人曾经做过好事的。”因此，为了保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卡尔诺基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德国人。或者说，是具有1848年精神的大德意志主义者。而在柏林，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也在寻求德意志激进分子的支持，塔费政府面临来自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压力，摇摇欲坠。塔费受到的致命打击来自他的朋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疲惫的塔费尽管即将迎来他的60岁生日，思想却依旧灵活，他认为，给公民以选举权，就会消除构成现有各党派政治生活的那些出于狭隘利益的争端。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想采取这样激烈的解决方式，它只会使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并最终迫使他接受他一直以来刻意避免的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从其内心来讲，皇帝对德意志人有着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德意志自由派一向都试图从皇帝那里争夺外交、军事领域的权利。又是皇帝陛下的臣子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令弗朗茨·约瑟夫非常头痛，奥地利国内泛德意志主义也令他忧郁。1892年，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儿子与一位匈牙利贵族的女儿结婚，这位风采不减当年的老人既不在柏林，也不在阜姆，而选择维也纳为其儿子举行婚礼。结果前首相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欢呼鼓掌，表示敬意。尽管这种敬意更多是由于威廉二世冷漠地对待这位德意志功臣的后果，但泛德意志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利用他的访问大肆活动。另一方面，皇帝本身就是德意志人，并以此自豪，其中庸的气质显然是典型的德意志式的愚钝和狡猾的混合。因此，他既欢迎塔费在议会中控制德意志自由派的行动，又不想看到普选权危及德意志人在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在德意志自由派、捷克人、波兰人和大地主、阶层共同反对普选权建议之时，塔费的“铁环”已经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

1893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解除了塔费的职务，他为奥地利带来的14年平静时期随之结束。这段时间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最后却成了令人们事后嗟叹不已的徒有其表的黄金时代。塔费的继任人、1848年的铁腕人物温迪施格雷茨的孙子组成了一个貌似宪政政权的内阁，自由派、保守派和波兰人是他的依靠力量，但却是各怀心思的利益集团，继续着塔费时代的冲突，无意、也无能力达成某种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