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三世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关系

1866年以后，拿破仑三世年事已高，精力衰竭，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胆有识，显现出一种迅速衰老所导致的异乎寻常的遇事拖延不决的倾向。他认为，法国与普鲁士注定要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取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支持，马克西米连死去刚刚两个月，他就与弗朗茨-约瑟夫在萨尔茨堡会面，后者虽然彬彬有礼，却并不打算与他发生实质性联系。但拿破仑三世以其一贯的自以为是认为已经与奥地利皇帝取得了谅解，还想继续发展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联盟。

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作出任何承诺。博伊斯特虽然以反俾斯麦的立场知名，也发自内心地希望建立一个针对普鲁士的欧洲各国联盟。但这是占奥地利人口一半以上的德意志民族所反对的，而这一半人口正是奥地利最有经济实力和政治经验的一个部分。他们梦寐以求的统一事业已由普鲁士完成，反过来又保证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作为同文同种的兄弟，奥地利的德意志人随时准备与德意志联邦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联合。而且，由奥匈协议而得到一定特权的某些马扎尔贵族也对法国持敌视态度，博伊斯特无法以个人好恶说服这两个决定帝国命运的民族去反对普鲁士人。

奥地利的将军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大利参加的情况下发动一场针对普鲁士的战争，否则的话，奥地利将腹背受敌，最终可能会使这个外强中干的帝国陷入覆亡的命运。但是，意大利将法国在罗马的驻军视为眼中钉，以撤军为意大利参加法奥联盟的条件，而拿破仑三世如果撤军的话，教皇在与意大利王国的冲突关系中就更陷于弱势，遂引起法国国内的天主教舆论的不满，而且会伤害拿破仑三世已经所剩无几的面子，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欧仁妮也不会听之任之的。1869年，有关各方一直在进行谈判，到了9月，拿破仑三世分别接到了弗朗茨·约瑟夫与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措辞热烈、态度积极的信件，但却只是信誓旦旦的私人信件，没有正式的外交文书就是没有价值的保证。

哈布斯堡王室同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的濯足礼上，弗朗茨·约瑟夫与伊丽莎白皇后都会为十数位孤苦老人濯足洗罪，复活节和圣体节的公众庆祝活动更少不了皇室成员的参与。伊丽莎白尤其是一个情绪多变、感受丰富的女人，精神容易紧张，每当她感到无助的时候，就会幽居在封闭的环境中以泪洗面，夜深人静还圣坛前忏悔，向天主祈求庇佑。因此，哈布斯堡王室然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冲突的升级，1869年，茜茜还以私人身份参加了梵蒂冈会议，这是自几个世纪前的特兰托会议以来教皇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教皇庇护九世在1848年革命后就受到世俗政权的日益强大的威胁，特别是在意大利，拶丁国王将教皇财产世俗化，拒绝让教皇介入公共教育领域，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意刁难。

19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发展也给予天主教会的权威以相当大的威胁。赖尔1830年的《地质学原理》和1863年出版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有力冲击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其思想从生物学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人文范围内，在很大意义上塑造了19世纪后半期人类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圣经研究首先对旧约的内容提出新的看法，1843年，埃瓦尔德的《以色列人民史》指出，旧约应被看作是犹太人的神话集，摩西则是第一个历史人物。对新约的研究成果以斯特劳斯的《耶稣传》最为轰动，打破了笼罩在耶稣头上的神圣和神秘的光环，认为福音书并非历史传记，而是以神话体现宗教真理。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派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传人，把天主教看作是代表中世纪的反动和落后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对科学、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使他们看不到传统宗教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人性的因素，源自自然神论者的对天主教的蔑视态度使他们忽视了普通大众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需求。

法国奥地利旅游，法国和奥地利的关系

1848年革命之前，天主教会本来已经出现某些自由化的倾向，但是，庇护九世在这场革命中恶梦般的经历使他的思想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从开明转向狭隘反对，意大利地区世俗王权咄咄逼人的攻势更使他看到即将发生革命和叛变的恶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他借助于圣灵怀胎信仰，提出圣母无原罪，以重新树立罗马教廷的权威。1864年，庇护九世发布“反自由主义通谕”，并附有《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列举所谓“当代谬论”80余条，其中第80条声称，凡认为罗马宗座应该而且能够同意进步、开明思想、现代文明并与之协调共处的见解都是谬误。天主教开明派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失去了知识界支持。1869年，庇护九世试图通过梵蒂冈会议显示教会的团结，并特意选在12月8日圣母无原罪教理瞻礼日之际，提出所谓教皇一贯正确论，遭到德国、法国等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即使弗朗茨-约瑟夫及其宗教导师也认为教皇走得太远了。永无谬误论发表后不久，奥地利宣布取消1855年政教协议。当年，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城，通过公民投票，罗马并人意大利王国。教皇管辖权只限于梵蒂冈及其附近地区，意大利其他地方实现政教分离。

在去罗马之前，茜茜本来还有机会进行一次更有趣。的东方之行。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埃及政府的邀请’前往开罗参加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仪式。但是茜茜却以儿女们需要照顾为由拒绝陪同前往，某些不怀好意的谣言声称，皇后陛下是听说欧仁妮将主持运河的通航仪式，不愿意再进行一次伯仲难分的暗中的比赛，所以才不肯进行这次本来会对她很有吸引力的旅行。弗朗茨·约瑟夫的行程的确意义不凡。他不仅要去埃及，而且要到君士坦丁堡会见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这位异想天开、随心所欲的东方君主一直在善良开明的宰相们辅佐下进行改革。但据说他在几年前曾经抛开他的大臣，把朝政交给一位上了年纪的会跳舞的托钵僧。梅特涅时代奥地利人就已经注意到东方问题对中欧地区的影响，但弗朗茨，约瑟夫仍习惯于把王朝的注意力放在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半岛上。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多瑙河航运条件大为改善，早在1837年，奥地利就开通了的里雅斯特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蒸汽动力航线。随后，奥斯曼帝国又放松了对银行的种种限制，引起维也纳商界对近东地区浓厚的兴趣。俾斯麦德国崛起之后，更迫使奥匈帝国将目光转向东方。博伊斯特也密切关注加强巴尔干地区与维也纳之间的联系，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接受来自东方的邀请。

皇上长达6星期的行程还将包括雅典和耶路撒冷，当茜茜与丈夫在匈牙利告别时，她似乎有点后悔了，但是，与各个有关国家商量好的活动安排已经排除了为她心血来潮的决定作出改动的可能。像以前的每次分离一样，弗朗茨‘约瑟夫用叙事刻板精细的书信与日记为茜茜记录了他的日常活动。

10月底，弗朗茨·约瑟夫进入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航船所到之处，景色已大为不同，市镇里穿着各色服装的异族人熙来攘往，商贩们或站或坐，大声叫卖，向路人展示那些稀奇古怪的商品。华丽的王宫，辉煌的日落，庄严肃穆的行道树，一切都令弗朗茨·约瑟夫一行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他感慨的是披着厚重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她们避开行人探寻的目光，匆匆一瞥之下，那双美丽的眼睛直令人倍觉伤感，与女人们悄无声息的身影相比，他下榻的苏丹行宫则用东方式的精雕细凿营造了一个专制的男性社会奢侈生活之极致。

之后，弗朗茨·约瑟夫的船队驶入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至比雷埃夫斯港，再转入陆路，仅10分钟工夫就坐着火车到了雅典。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橄榄树和葡萄园背后的神庙、建筑遗迹中庄严地沉默着。这个时期的欧洲人已经重新发现了被中世纪隔开的古希腊人，他们热爱理性，在思与辩中提出了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奠定了西方理性文明的基石。正如维也纳曾经抵抗过来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一样，丰饶美丽的阿提卡半岛也曾是理性文明抗击东方影响的前线。弗朗茨·约瑟夫想起了波斯帝国的薛西斯大帝，为了洗雪马拉松之役的耻辱，他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阿提卡半岛，最终仍然失败了，人类历史上却多了一段宏伟的英雄传奇。而如果他胜利了呢？或许从容行走在雅典街头的圣哲就不会有机会把哲学从天上带来人间，东方的迷信、巫蛊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旅程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数百名土耳其士兵拱卫着骆驼车队中的弗朗茨-约瑟夫一行，从车窗向外望去，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更有骠悍的贝督因人骑在棕色马上前后巡逻。马蹄的笃，伴随奇异的异族话语，应声而起无数沙尘，更添几分人在旅途的肃穆与苍凉。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朝着圣城的方向，虔诚地祈祷谢恩，其思绪之万千可想而知。

或许茜茜会对欧仁妮的出场更感兴趣。的确，11月16日举行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仪式可算得上是法国皇后大出风头的一次盛会。这条全长90英里的运河本来是多国合作的成果，最初估计费用不到400万法朗，但最终耗资达4亿法朗。从1859年动工以来，多次出现政治障碍，以至于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865年以后，一方面障碍消失，另一方面在施工中使用机器，工程才因此走上正轨。在漫长而困难的施工过程中，股票持有人渐渐变成以法国人为主，他们虽然长期未能获利，最终还是发了大财。欧仁妮某位表亲是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受到皇家支持。而且，拿破仑三世苦于结石病的困扰，无法承受旅行劳顿，因此，茜茜不无嫉妒地发现，欧仁妮理所当然地成了明星，而她的丈夫也享有代替拿破仑三世、陪同美丽的法国皇后的殊荣。弗朗茨·约瑟夫虽然是一个描写精细的记录者，却总是轻描淡写地略过欧仁妮，不厌其烦地为茜茜介绍一些“相当一般的客人”，或者他如何在新式的“意大利剧场”中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酣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