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小难民

　　阿富汗男孩沙赫扎德·海达里的童年很不幸：父亲死于塔利班手中，母亲、弟弟和妹妹在一场大火中失踪。１２岁的他开始孤苦的逃亡生涯。

    今天的海达里觉得自己很幸运：历经４年磨难，他终于踏上奥地利国土，圆了多年读书梦，更有一对好心夫妇收养了他。

    数以万计的小难民眼下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他们最终能像海达里那样实现梦想吗？

    【母亲的忠告救了他】

    海达里是化名，因为他的难民申请正在审批中。他已不记得父亲出事时自己到底是１０岁还是１１岁，只记得尽管家里一贫如洗，母亲仍坚定地告诉他：“学英语吧。我们要想摆脱现状，这是唯一出路。多学点知识，到死都别放弃。”

    在海达里眼中，这番话就是金玉良言，引导他一路向西，走到今天。

    他家住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城外一个村庄，日子原本还过得去。父亲死后，生活一落千丈，他一边读书，一边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亲戚在他回家路上截住他说，家中失火，母亲和弟弟妹妹下落不明，“你要是回去，也会没命”。

    海达里开始逃亡，第一站是喀布尔。由于政府没有专门机构救助流浪儿童，他就沿街叫卖口香糖，后来在照相馆找到一份擦地的活，攒够钱后和其他几个孤儿一起托蛇头偷渡到伊朗，９个月后再偷渡到土耳其，１０个月后向欧洲出发。

    其间，小男孩打过黑工，受尽虐待，忍饥挨饿、加班干活是常有的事。偷渡路上，茫茫沙漠，深山老林，冰天雪地……稍有不慎，就会丧命。海达里记得他取道塞尔维亚去西欧时正值寒冬，一条河水拦住去路，河面上冰结得不厚，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掉进了冰窟窿，他爬上来时，衣服冻得粘在身上。同行的一个小伙伴甚至打算放弃：“别管我了，我知道我快死了。”

    到欧洲后，小伙伴们有的去了英国，有的选择德国、瑞士。海达里目的很明确：找个最适合读书、不会有战争的地方。在他有限的认知中，奥地利就是这样一个国度。可他进入奥地利后发现，自己刚刚过了政府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龄上限１５岁，没有学校接收他。

    这个执着的男孩没有放弃。他让难民中心帮忙打印一份地图，带着它到维也纳教育委员会求助。一名工作人员无意中听到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申请上学，几天后打电话给他，海达里至今也不知道对方姓名，只知道对方联系好一所学校让他插班读８年级。

    当晚他躺在床上，过往历历在目。历经那么多磨难，他害怕过，但从未掉过眼泪。可是这次，想起母亲，他哭了：“母亲的话救了我的命。”

【孤身逃亡的孩子们】

    欧洲眼下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去年，数百万难民因战乱或北上、或西进，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难民不足１８岁。

    这些小难民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随大人逃亡，多数随母亲偷渡，与先期到达的家人会合。数据显示，今年４月，乘船抵达欧洲的难民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儿童，１０个月前这一比例只有１６％。另一种是独自流浪。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大约１.２万名未成年人只身到欧盟寻求避难，这个数字在２０１４年几乎翻了一番，到２０１５年直逼９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男孩。

    只身避难的孩子中，部分和海达里遭遇类似，因举目无亲、走投无路才被迫逃难，但还有一部分是作为家里“探路先锋”独自上路，获取难民身份后再利用难民家庭团聚政策接家人过来。一般而言，孤身避难的未成年人提交难民申请更易通过，得到的救助也多于成年人，而部分国家的难民家庭团聚政策又比较宽松。近几年，由于利用相关政策漏洞虚报年龄的难民案例逐渐增多，不少欧洲国家开始对一些看上去年龄在１８岁上下的难民开展“年龄测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发现，虽然多数孩子为战争难民，但来自叙利亚的孩子并不多，反而是阿富汗男孩最多，一来是因为阿富汗近年安全局势恶化，二来是口口相传的消息称欧洲边境管控比较宽松。去年，瑞典收到３.５万余份孤身入境的小难民的避难申请，占欧盟国家一多半。其中，约三分之二申请来自阿富汗，仅十分之一来自叙利亚。

    “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小难民，”瑞典移民局阿富汗专家安德斯·吕登说。

    【风雨过后，未必有彩虹】

    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一路经受了不少考验——天气恶劣，水流湍急，偷渡的小船人满为患，随时可能倾覆，而没有大人保护，他们更易遭遇最严重的剥削和虐待。即便如此，他们仍未停下逃难的脚步。但即使抵达欧洲，所有难题不见得会迎刃而解。

    首先，警方怀疑，部分孩子可能进入欧洲不久就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欧盟刑警组织１月说，至少１万名孤身逃亡、曾在政府部门登记过的未成年难民如今下落不明。其中部分孩子可能与家人接上头，部分离开收容所尝试打工，但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孩子可能落入人贩子手中，或被迫当童工，或沦为童妓。

    其次，即使孩子们顺利获得难民身份，也不见得能一帆风顺。

    不少小难民进入欧洲后选择在瑞典、德国和奥地利落脚，特别是瑞典，以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良好声誉成为最受欢迎目的地。

    可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小难民，这些国家的难民救助机构也感到力不从心。按规定，它们需要为大孩子聘请教师，为幼童寻找监护人提供２４小时照管，但资源有限。用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副主任汉娜·北仑斯的话说，要照顾的孩子实在太多，能找到的监护人着实有限，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奥地利去年收到８.８万余份难民申请，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未成年人。在这些孩子中，三分之一是孤身逃难。

    在海达里居住的小镇，一家慈善机构专门负责收留没有大人照顾的小难民。目前４５个男孩住在这里，每天除自己做饭，几乎无所事事。收容所负责人克里斯蒂娜·雅科夫列夫说，这些孩子天天问她何时可以上学，但不少人连用母语读写的能力都没有，“只有极个别人才有机会受教育”，而且更可能是职业教育。有些孩子的父母为了凑钱给蛇头，早就倾家荡产，他们眼下又无学可上，感到相当焦虑。

    专家指出，这些孩子本就因孤身逃难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患心理障碍和心理创伤的比例偏高，但不少人拒绝接受心理治疗。不过，也有不少孩子虽历经磨难，仍表现出惊人的心理恢复能力。

    荷兰心理学家玛丽克·思雷吉蓬致力于研究小难民的心理创伤问题，探讨如何给予他们必要的心理辅导，但她渐渐发现，这些孩子们拥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现在已将重点转移到研究小难民对逆境的积极反应和重新评估、诊断心理障碍上来。

    “他们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反应很正常，”思雷吉蓬说，“自我修复不能成为对受难者袖手旁观的借口。但对我来说，当新闻报道强调小难民们的无助和伤悲时……你如果关注到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就能在与他们相处时获得新视角、新方法。”

【带着回忆融入新家】

    海达里有时觉得像在做梦，因为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他去年９月进入一所中学读书，不久被一位老师收养，有了自己的卧室，周末和新朋友玩保龄球。

    收养他的老师阿克塞尔·彼得里—普赖斯现年３５岁，和妻子生养两个女儿，年龄分别３岁和５岁。他注意到海达里穿得破破烂烂，也没什么文具，决定对他多付出一点关爱。他和妻子先是为海达里添置新衣，然后邀请他与家人共餐，起初每两周一次，然后一周一次。

    与此同时，海达里在难民中心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没有地方学习，新衣服也常失窃。彼得里—普赖斯就邀请他到家里过夜，先是住一晚，然后越住越长。

    “到了１１月中旬，我和妻子说：‘咱们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我们是要收留他还是送他回去？’”

    １２月３日，这对夫妇正式成为海达里的养父母，但彼此融和尚需时日。他们告诉他，他们家不但不信仰宗教，事实上还不太欣赏他信仰的伊斯兰教，希望他能理解；他们家强调男女平等，希望他和两个妹妹相处时注意一些事项；他们把他视为家人而不再是客人，希望他能承担一些家务、参加所有家庭活动、按时到家……

    “我有时对他的表现真是抓狂，”彼得里—普赖斯说，“毕竟，尽管经历这么多，他到底还只是个１６岁的男孩。”

    彼得里—普赖斯夫人说，大女儿似乎还无法马上接受突然多出来的大哥哥。“她一会儿喜欢他，一会儿又讨厌他，还总是问：‘他什么时候回阿富汗？’”至于她自己，则在努力适应养母的角色，一开始还纠结于“我不是他生母”，但“现在我把他当亲生儿子对待”。

    在养父母眼中，儿子仍处于“幸存者模式”，能看出内心很苦，有时会做噩梦，有时会打电话说头疼。每当看出海达里有心事，养母总劝他说出来。

    海达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而回忆过去总能带来很多痛苦，他尽量避免，只有一件事除外——当年他认为自己快冻死时唯一的愿望是能找到生母。养父母后来带他到红十字会打听家人下落，但至今没有确切消息。

    “我生怕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已不在人世，”海达里说，“母亲真的很爱我。父亲死后她一直为我努力工作，没有让我中断学业。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了今天。”（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