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斐迪南怎么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

十年之内，丧子丧妻，即将迈入新世纪门槛的弗朗茨·约瑟夫年近七旬，却依然要受到命运如此残酷的捉弄。从此以后，对生活已经完全不抱希望的弗朗茨·约瑟夫只想余生平稳度过，就像维也纳新建的电车一样四平八稳地朝向预定的终点，不受颠簸动荡之苦。

新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不受人欢迎。大公外表粗壮，却从早逝的母亲那里遗传了肺病，以至于1885年他才22岁的时候就请病假到埃及过冬。他在军队里的表现令严厉的阿尔贝特大公非常不满，连皇帝都时有耳闻。大公的私人生活也不令人满意，早年，他便为了继承摩德纳公爵的一笔财产而轻率地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了公爵的姓，在成为王位继承人之后，他又声称自己早已爱上出身波希米亚伯爵之家的苏菲·肖台克。肖台克虽然是忠诚的贵族，苏菲的父亲还曾经是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帮助安排过鲁道夫与斯蒂芬尼的婚姻，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家法，肖台克并不是门当户对的联姻对象，但是弗朗茨-裴迪南的固执超出了人们预料之外，无论是霍夫堡的严厉训斥还是其他大公们的苦口婆心都不能撼动他的决心。最后，弗朗茨·约瑟夫作出让步，同意弗朗茨·斐迪南与他32岁的爱人在波希米亚成婚，但是这桩门第不相当的婚姻所生出来的孩子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弗朗茨·斐迪南终于可以与心爱的苏菲居住在美丽的贝尔维德宫了。这是除圣史蒂芬大教堂以外维也纳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建筑，是为了奥地利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将军——萨伏伊的欧根王子修建的。在18世纪伟大的建筑师希德布兰特的精心设计之下，贝尔维德宫既富功能性，又相当宏伟。不过，尽管弗朗茨·约瑟夫对侄子侄媳表现出了善意和友好，宫廷的傲慢和其他大公及其夫人的嫉妒却使夫妇俩不得不随时面对严苛的禁忌，弗朗茨·斐迪南以皇储身份在贝尔维德宫举办的招待会，苏菲却不能出席。当皇储阁下乘坐镶金马车出行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能坐在另一辆普通马车上等等。“她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个门户不相当的婚姻”，每一7欠公开露面都不得不被彬彬有礼的人们无声地提醒，尽管他们看得出来，弗朗茨·斐迪南与妻子非常情投意合。

如何能够指望一个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如此蛮横现实的人，会以平和的心境、温和的笑容回馈维也纳人呢？何况，正像他坚持己见要娶一个不合规范的女人那样，9岁丧母的弗朗茨，斐迪南固执己见，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善与别人打成一片的性格。由于几乎没有希望继承王位，成年之前他并没有得到皇储应当接受的教育，只勉强会说一点捷克语。复杂拗口的马扎尔语对他而言无异天外之音，当他被委任为一支匈牙利轻骑兵的指挥官时，已经习惯于哈布斯堡家族惊人的语言能力的匈牙利军官没有想到，他会因为手下人在他面前用马扎尔语说话而暴跳如雷。弗朗茨·斐迪南是个固执、暴躁而又保守的人，近乎疯狂地要捍卫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却娶了一位不合规范的女人。专制的因子使他藐视规则，但如果不妨碍他的利益的话，他倒宁愿用规则去统治别人。他准备与基督教社会党合作，对抗德意志中产阶级，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农民合作，对抗傲慢的马扎尔人（自从他在匈牙利轻骑兵团那里受到轻视以后，马扎尔人就被他当作随时会叛变的暴民），对境内弱小民族而言，他成了他们的恩主和希望，但是，一切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只要发展出对民主的要求来，就马上被具有保守的贵族天性的弗朗茨·斐迪南抛弃。他的叔叔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喜爱过他，后来，贝尔维德宫成了某些趋炎附势的政治力量集结之地，时不时地对政策指手画脚，更令弗朗茨·约瑟夫对侄子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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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尼的倒台和匈牙利对共同军队的异议标志着1867年以来德意志中产阶级与马扎尔人合作的结束。纷至沓来的继任者们只不过变换着花样，徒劳地想把巴德尼时期留下来的碎片拼凑起来。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大臣都会招致不是德意志人、就是捷克人的反对，谁想组织一次认真的谈判，就必然会挑起新的斗争，他本人也会有背上民族叛徒的罪名的危险。

各民族集团不仅因为党派之争，而且由于地区差异而分开。波兰人想要扩大在西里西亚的少数民族权利，并想在加利西亚维持霸权，继续压制小俄罗斯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坚持其历史权利，韦尔施蒂罗尔人则无动于衷。纷争的程度也各地不一，“国和王国军队”曾经被当作一个超民族的组织。军官团由离开本民族地区的军官组成，以德语为统一的语言。到了1881年，就任奥地利总参谋长的贝克为了提高部队的动员速度，不惜冒军队“地区化”的风险。其结果是到1890年，奥地利军队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从45天缩短到19天。但是，代价是复杂的内部管理和士兵中间缺少效忠国家的精神，军事文件承认可使用德语以外的11种语言，就是一个颇有表现力的例子。

教会是另一个具有普世性的组织。但在波兰人、捷克人，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人那里，教士们往往是民族运动的领袖。因此，德意志人怀疑这些民族的天主教教士是些靠不住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大多数温和的德意志中产阶级并不赞同舍纳雷尔和他的暴力小集团。舍纳雷尔已经公开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们反对的对象。他们叫嚣着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国四分五裂，罗马天主教也难逃一劫。舍纳雷尔的“脱离罗马”运动虽然未获成功，但却使7万人改信新教或旧天主教。

互相冲突的民族主义集团却大都在排犹问题上持一致态度。哈布斯堡的皇帝们历来对犹太人较为友善，弗朗茨·约瑟夫对排犹主义非常反感，他认为犹太人是些勇敢的爱国者，乐意为祖国奥地利和皇帝冒险战斗，鲁道夫王储生前也被人抨击为与犹太佬交往密切。但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君主国在一个民族主义呼声甚嚣尘上的时代已不合时宜，一个排犹浪潮正在全欧形成。工业时代的危机和不满最后都集中到了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身上。法国尽管是第一个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家，却在1894年为转移内政危机制造了德雷福斯案。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的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而他之所以成了一个替罪羊，只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犹太人看作是叛徒、惟利是图的人，是要为城市生活中的罪恶负责的人。在俄国和罗马尼亚，成千上万个犹太家庭被迫背井离乡，逃往稍可容身的国度，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来到奥地利寻求避难所。在这里，舍纳雷尔充满恶意与仇恨地宣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好在温和的德意志人并不打算走得太远，犹太人在维也纳继续享受平静生活，尽管孩子们的教育和就业会有些限制，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犹太人比西欧任何一个首都中的同胞人数都多，实力也是最强的。维也纳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是犹太人，既包括富有的上层人士，也还有来自加利西亚或布科维纳的小商小贩。维也纳第二区是犹太人聚居区，犹太学校、教堂和商店林立。

但是，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非仅仅因为财富。犹太富商是维也纳艺术和文化的赞助人，犹太知识分子更决定性地影响了奥地利和匈牙利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在当时的维也纳，174个报纸编辑的位置有123个被犹太人占据，这也就是舍纳雷尔袭击报馆行动的背景。茨威格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指出：“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的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这种对知识者的尊重，在犹太人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