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 萨尔斯堡维也纳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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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人冷漠地看着皇帝的马车在城中驶过，没有欢呼和掌声，男人们甚至不向他脱帽致礼。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料到人们眼中如此放肆地公开表示敌意与不敬。人声鼎沸的小酒馆里，醉醺醺的人们大声咒骂宫廷里的阴谋家，秘密警察已经听到不少对皇帝不敬的话，据说还有人要暗杀皇帝和皇太后两人。维也纳的报纸当然已经被尽职尽责地监管了起来，但是字里行间的冷嘲热讽实在令人坐立不安。

1859年的夏季酷热难耐，但弗朗茨·约瑟夫认为，在这个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刻，他没有理由让自己休息，因而改变了皇家习惯，没有前往阿尔卑斯山避暑。而香布仑宫又太过招人注目了，他不愿意被嗅觉灵敏的外国记者发现。奥地利皇帝和皇后陛下在维也纳街头遭到他们沉默的子民敌意的对待。于是在这个夏天剩余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关在拉辛堡内，除了偶尔会去骑马打猎，主要的时间都用于阅读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的各种报告。

奥地利的前途不容乐观。施瓦岑贝格和巴赫时期强硬政策的基础是对奥地利实力的信心，现在，这种信心已经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硝烟中消失殆尽，而强硬政策在国内造成的不满和国外的孤立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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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奥地利可谓三面受敌。拿破仑三世在自由镇作出让步时，是出于对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的顾虑，他还不了解奥地利宫廷，其陈腐与保守阻碍了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为号召，团结德意志各邦一致对法行动，但他迟早会知道这一点的，也终究会回来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普鲁士正在谋求德意志邦联的领导者地位，当然不愿意奥地利强大得足以与它竞争。俄国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的行为耿耿于怀，期望奥地利为它的傲慢付出点代价。

奥地利必须至少与这三方中的一方取得和解，但弗朗茨·约瑟夫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拿破仑三世的方案是个激进的方案——也就是1848年革命的要求——建立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与拿破仑三世的合作不会真正实现；保守派的方案就是回到1848年3月以前的状态，但梅特涅的神圣同盟早在三月革命之前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变化了的政治局面了，何况这不符合巴黎会议以来俄国的要求。剩下的就只有自由派的方案了，但现在又加上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要求，这便超出了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奥地利外交政策不断地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取向之间摇摆，其内政政策也随之动摇不定。

，无论如何，弗朗茨·约瑟夫必须要向心怀不满的奥地利火作出让步，召集大臣开会，检讨各方错误，并承诺进行改革。首先成为牺牲品的内政大臣巴赫在当月就辞职了，作为补偿，他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以一种尚过得去的方式从政治舞台抽身而出。这也是最后一个能被弗朗茨·约瑟夫所认可的大臣了，他的最初10年的统治过去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施瓦岑贝格或巴赫那样对他发挥影响力，他也从不在意大臣们的思想感情。弗朗茨·约瑟夫被教养的方式使他不善与人交往或表达自己，他所处的位置又使他没有机会了解沟通的重要性。对他而言，这些部下不过是些在他的授权下提供意见和政策的机构，他会在一段时间内将决策权交给某位大臣，期待着对方能一下子解决问题；而一项政策如果设有立即产生预期的效果的话，就会被彻底抛弃，其设计和执行者也会被剥夺全部权力，连一句表示感谢或遗憾的话都没有。如此这般的循环使国家政策没有一个既定的方针，并且，真正有才能有尊严的人都离他而去，助长了谨小慎微、拘泥守旧的官僚作风。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意志和心血来潮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国家政策，一段时间以内，’看上去弗朗茨，约瑟夫对自由派颇为青睐，在新专制时期经济实力迅速膨胀起来的德意志中产阶级主宰了帝国经济命脉和社会潮流，自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以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为号召，坚持建立宪政政府的主张。因此，巴赫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仍然管理着帝国各项事务。司法大臣拉塞尔曾经是克雷姆泽议会的领袖人物之一，财政大臣布鲁克及后来的国务大臣施默林虽然曾中途退出巴赫政府，但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方面与巴赫并无二致。弗朗茨·约瑟夫看重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积极投入和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哪个自由派，最后都会喋喋不休地要求实行宪政，这是始终要保持皇家权力不被削弱的弗朗茨·约瑟夫最为忌讳的。其政策的核心动力是要保持并加强自己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地位，因此，他是绝对不会听任所谓的民意来操纵神圣的皇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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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多少有些相似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过于自由主义的倾向也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马克西米连对意大利人太过感情用事，其极力鼓吹的改革违背了弗朗茨·约瑟夫所理解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原则，而由于马克西米连在维也纳的政敌的不断挑拨，大公在意大利的种种举措都带有一种分离主义的可疑动机。马克西米连本来是弗朗茨·约瑟夫少有的几个亲近伙伴之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兄弟俩的生活道路渐行渐远，手足之情拴不住日渐疏离的两颗心。甚至在家务事上也不安宁，马克西米连与夏洛特都很得皇太后欢心，茜茜则不善与人交往，待人也不随和，和婆婆从来没有建立过亲密的关系。尽管她激烈地反对婆婆过多地干预自己的家庭生活，不愿意与她建立太多联系，但目睹后来者如鱼得水的欢畅，心里总归会有些不适。因此，在她和活泼开朗、颇有心计的夏洛特之间产生了某种不自然甚至对立的情绪。因此，于公于私，马克西米连都没有对哥哥发挥实际影响力。

弗朗茨·约瑟夫换上的新内阁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巴赫的继任人、波兰贵族戈武霍夫斯基。1849年以来，他已经担任加利西亚总督达10年之久，为了表明对地方各省的重视，弗朗茨·约瑟夫将他的头衔改为国务大臣。这一任命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戈武霍夫斯基本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惊呼绝对不可能，但这是哈布斯堡王室打算与波兰人和解的第一个信号。作为一个地道的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自然想在加利西亚实现贵族控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普鲁士人与俄国是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但奥地利人不是，戈武霍夫斯基希望保持一个完整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以便使加利西亚抗击普鲁士人和俄国人。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戈武霍夫斯基虽然是一个保守的贵族，却鼓吹中央集权；虽然鼓吹中央集权，却不是一个德意志人；虽然不是德意志人，却是受耶稣会教育的天主教徒。弗朗茨，约瑟夫看得很清楚，这样～个人会忠于其民族利益，但也会是忠诚的奥地利帝国的子民。因此，’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波兰贵族成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惟一无条件地为帝国服务的阶层，而他们之所以忠顺地依附于帝国，乃是因为他们力量尚不够强大得足以独立存在。但是对于弗朗茨·约瑟夫经济上总是陷于困境的帝国来说，他们的支持远远不够。

归根到底，终其一生，弗朗茨·约瑟夫都苦于反叛的马扎尔人和掌握帝国经济命脉的德意志银行家给他造成的种种麻烦。

中央集权剥夺了贵族对各地方和各民族的控制与影响力，也毫不理会各民族依据其历史提出来的权力要求。“巴赫的轻骑兵”多出身平民，无形中已将贵族排挤出各级政府之外。但是，在匈牙利，贵族的长期政治经验和自信心使他们比其他民族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统治时期，匈牙利人就已经享有实际上的二元君主制，其特权地位只在约瑟夫二世时期受到过挑战，到了利奥波德皇帝时期就又恢复原样了。经过1848年革命，匈牙利人颁布了《四月法令》，并得到斐迪南皇帝的批准，即使是克雷姆泽立宪会议也没有触及到匈牙利的事务。但是，尽管在意大利遭到了惨败，弗朗茨，约瑟夫仍然不打算改变巴赫的中央集权的成果，匈牙利在这10年中受到了与其他地区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央有所让步的话，它也只会得到与其他地区同样的好处，一点也不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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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贵族集团由匈牙利贵族塞岑所领导，他既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地产主，作为大地产主又是一个匈牙利爱国者，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马扎尔绅士阶层，以及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的自信而顽强的民族。塞岑曾使弗朗茨·约瑟夫相信，保守派的地方议会能够帮助他摆脱自由派强加给他的“宪法”，但后来=他发现，帝国将为此付出陷于四分五裂的代价，于是他很快失去了对保守派的兴趣，转而致力于加强巴赫时代的成果。直到1867年之前，他都试图忽视匈牙利人的特殊历史地位，极力想把马扎尔人与帝国内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层次上。

富于远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布鲁克男爵以其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得到弗朗茨·约瑟夫的器重。除了在宪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之外，布鲁克8月份提交给皇帝的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引起了后者的兴趣，包括扩大帝国咨政院，削弱政教协议赋予的天主教会的过多权力，而增加外省各民族新教徒、东正教徒的权力。受其影响，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改革计划，地方议会将获得更多的行政管理权，新教教会和东正教会被承诺将有更大的自由度；并将设立国债委员会，以监督国家财政状况，令外国投资者放心。

弗朗茨·约瑟夫还宣布废除对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的种种限制，这项政策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在欧洲被四处驱逐却依然坚持自己独特存在的民族找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奥地利并非一直宽待犹太人，1421年，发生了首次为人所知的维也纳犹太人大屠杀，200余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幸存者则被沿着多瑙河送到匈牙利的布达。1781年，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发布宗教宽容令，犹太人得到了较好的对待，维也纳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学校、商店和作坊。弗朗茨-约瑟夫的政策将使犹太人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之后，弗朗茨-约瑟夫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使他失去了布鲁克男爵富于创意的帮助。

战后的调查表明，军队高层存在着严重的侵吞公款、损公肥私的行为。调查涉及到的几位的里雅斯特人曾与布鲁克有过交往，1860年4月，布鲁克还被要求在一位被控侵夺国家财产的知名银行家的受审时出庭作证。布鲁克的政敌趁机不断泼污水，想迫使他辞职，理由是一位财政大臣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与这样的事情有任何瓜葛。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想使这个惟一能够改善帝国财政经济状况的人离职。在私下里，他向布鲁克保证，他信得过并将支持他。似乎表明，他很清楚布鲁克在欧洲银行界的声望和交际网络使奥地利获益匪浅。

弗朗茨·约瑟夫前后矛盾、时常变卦的性格特点这次引起了致命的后果。别人告诉他，布鲁克既然要求辞职，就应该答应他，在有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这样做会对政府的信誉好一些。于是，4月的一个晚上，布鲁克回到家中，发现书桌上摆着一张便函，皇帝陛下以其特有的简短、生硬的语言通知他：“如你所愿，我将把你的名字列入退休名单。”没有解释，也没有感谢，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了布鲁克政治生命的结束。布鲁克深为这种傲慢、冷漠的污辱所震惊，如果能够保留自己的尊严的话，他情愿去死。于是，他抓起了桌上的剃须刀，刺入自己的喉咙，当场毙命。最后，一切相关调查表明，布鲁克是清白的，与那些经济丑闻全无关系。而弗朗茨·约瑟夫完全由于其笨拙而丧失了自己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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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布鲁克倡导的扩大了的帝国咨政院召开会议，以便就改革帝国体制问题提供方案。所谓“扩大”，由于并不存在地方议会，所以不过是由皇帝提名了38人作为各省代表。咨政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老保守派，但弗朗茨·约瑟夫十分注意使其中有足够的帝国官僚以保持某种对自己有利的均衡。到了7月份，这些人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要求实行联邦制，一份代表少数人的看法，即建立更大规模的咨政院，实行中央集权制。弗朗茨·约瑟夫似乎同时接受了双方的意见，转眼间又同时对它们失去了兴趣。当他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就变得犹豫不决，直到外部事务迫使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心血来潮地感情用事。这次，他在几种选择中游移了数月之久，直到10月份与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在华沙召开会议、建立针对任何激进势力的同盟之前，他决定要对事情作一个总结，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防止国内、尤其是匈牙利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不满。于是，他要求在一周之内得到一份完备的宪法草案。据说，这份文件的基本原则是皇帝陛下与塞岑在萨尔茨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火车上确定下来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咨政院的多数报告。

《十月文告》代表老保守派贵族的胜利，根据莫须有的历史，联邦制国家结构确立了下来，对各个地区进行“历史的”划分，建立主要由贵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省级议会，可以分享从前由中央垄断的某些权力。全国各省议会再选举100名代表组成咨政院，决定国家的法律和行政事务。为了在华沙会议上建立与俄、普的新的神圣同盟，弗朗茨·约瑟夫试图利用这一文件表明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而为了在外交中获得他梦想的光荣，他竭力想把奥地利与自由主义拉开距离。为此甚至不惜与贵族周旋，将分离为一块块的帝国抵押给他们。却很难说权力结构发生了多大改变。《十月文告》发布以后，弗朗茨·约瑟夫写信给母亲苏菲，声称“权力在我手中”。的确如此，在权力的中心，握有强权的弗朗茨·约瑟夫被区区100个议员组成的力量微弱的咨政院环绕，决定庞大帝国的基本政策。

《十月文告》虽然是由一个匈牙利人负责起草的，却并没有给予他的民族所追求的独特地位。文告中规定，尽管其他地方议会的建立要由专门法律来规定，但传统的匈牙利议会可以参照其早年的章程继续发挥其作用。但匈牙利人在1848年革命中已经为自己制订了《四月法令》，独立与自由犹如美味佳肴，一旦享有便难以忘怀，因此，这样的妥协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波希米亚贵族，他们一没有政治经验，二不了解权力的运作，反对自由主义，对捷克民族主义殊无兴趣，他们的政治活动只不过是想摆脱巴赫体系下帝国基层官僚机构对自己权力的限制。因此，《十月文告》既引起了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反对，又无助于消除匈牙利人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

在华沙会议上，弗朗茨·约瑟夫建立新神圣同盟的努力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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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登上皇位。在他那保守专横的父亲尼古拉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大的青年时代十分黯淡，只是由于母亲的坚持，才得以聘请茹科夫斯基对他进行开明教育。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暴露出了俄国的许多弱点，亚历山大即位后便开始进行深入的国内改革，努力使俄国从贫穷愚昧的状态中振作起来。华沙会议时，亚历山大二世正在考虑解放农奴的有关事宜，甚至准备对波兰人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因此，除非奥地利能够在罗马尼亚和黑海问题上让步，否则俄国不会考虑恢复与奥地利的交情。普鲁士也正经历着一个自由主义的“新时代”，不会支持奥地利反对俄国或法国，除非奥地利认可普鲁士德意志领袖的地位。

奥地利不会满足他们两者的任何这类要求。所以，弗朗茨-约瑟夫从华沙失望而归。保守主义政策既然行不通，为了排除俄国势力于巴尔干之外，并在德意志各邦中压过普鲁士的影响，他必须实现国内和平，以及获得充足的税收或资金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有选择与德意志自由派合作。

他在国内发现，《十月文告》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德意志人一向以帝国的统一和强大为矢志。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之消失在德意志人中间造成了重新回到昔日伟大传统中的长久的渴望。而现在，为了波希米亚贵族的某些权力，帝国竟有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因此，德意志人——往往也是巴赫式官僚——不愿意看到匈牙利或其他地方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希望继续原来的专制统治。

老保守派在匈牙利并没有追随者。尽管科苏特仍然是一个会引起人们爱国激情的名字，但温和寡言、品格高尚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戴阿克已经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圣哲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确信，一个在现代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匈牙利应当而且必须与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并存。这使他除了果断、正直、明智、自信以外，还具有政治家的谨慎和现实主义态度。律师出身的戴阿克法律知识相当渊博，他从1687年王位继承法、1722年国事诏书（经过利奥波德二世在1791年的修订）等文献中为匈牙利寻找合情合理的依据，作为建立令人满意的宪法的基础。他认为，《四月法令》是适合匈牙利、并得到斐迪南皇帝批准因而也是合法的文件。另一位矢志不渝地为匈牙利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传奇人物艾厄特沃什以其文学作品及政治作为广为人知，旨在改变匈牙利的贫穷落后状态。成于50年代前半期的巨著《19世纪统治思想对国家的影响》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根据英国的宪政思想与实践，构造出一幅自由国家的理想图画。

在民族先驱的指引下，匈牙利人虽然摆脱了“巴赫轻骑兵”的控制，但并不因此而感恩，他们曾经实现过自己的理想，自然不会委屈于某项被打破的传统。消失达11年之久的县级会议重新召开时，匈牙利人拒绝按照1848年3月以前的规则进行选举。他们把1848年的成员名单原封不动地重新提了出来，而名单上后来又进入专制政府的人则被众人一致高呼“死了！”。但是，在中央政府与县级机构之间缺少一个本应设在布达佩斯的责任政府。因此，按照旧制度，势必会在匈牙利形成某种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十月文告》受到指责的地方。国内其他政治集团也非常不满意，自由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者和天主教教士们现在成了奥地利的统治者，金融界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和忧心忡忡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要求“奥地利必须和匈牙利一样受到优待”。

这时，戈武霍夫斯基成了众矢之的和牺牲品。波希米亚贵族抱怨他没有执行文告的内容，在规划选举制度时使议会中包括了太多政府官僚．从而剥夺了理论上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力。德意志官僚把他视为与巴赫对立的保守的斯拉夫贵族，他的波兰同胞则认为他没有像塞岑为匈牙利人所做的那样，为波兰人争取到某些利益。因此，文告发布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戈武霍夫斯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辞职信等待他的签名。没多久，提议让戈武霍夫斯基离职的塞岑也被皇帝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其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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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戈武霍夫斯基的是施默林，1848年时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奥地利代表，当时坚决抵制住了要分裂哈布斯堡帝国的激进建议，而他作为自由派的声誉则来自于他在1851年时从施瓦岑贝格内阁中辞职。自由派看中他的宪政立场，帝国官僚看中他的集权倾向，苏台德的德意志人看中的是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按照联邦制原则，当地捷克人占多数的实际情况会对这些德意志人的传统优势构成威胁），老保守派则希望他为二元体制铺平道路。施默林对匈牙利老保守派的所谓传统不屑一顾，也不认为匈牙利宪法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财富。在他眼中，只有巴赫体系才是哈布斯堡帝国不可变更的基础，任何让步（如果有让步的话）都必须在这一体系内进行。因此，他并不想同匈牙利人有什么和解，而宁可与德意志中产阶级合作，重建巴赫体系。

但是，弗朗茨·约瑟夫并不打算作出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起码在名称上是这样。因此，《二月特许令》听上去像是对《十月文告》的进一步的解释，而实际上恢复了中央集权制，上一份文件所建议设置的机构名称不变，但其组成与责任都大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