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华人简史：30万华人在迪拜

作者：毛一鸣、李华飞(沙沫)

迪拜华人简史(一)：最早来到迪拜的华人

　　"迪拜有近30万华人"，这是近年许多迪拜人挂在嘴上说道的。但如此庞大的华人社群，是如何从无到有，逐渐凝结汇聚，形成如此规模的，至今还未有人做过系统地梳理，但却是一个值得回溯品味的过程。
　　许多故事集结成一段宏伟史诗，若无人记录，便不曾发生。迪拜华人的历史较之世界版图来说无足轻重，却对许多生活于此和对此地有特殊情结的朋友来说，极富意义。
　　然而要梳理迪拜华人史，并不容易，在这片文化荒漠，许多过往之事没有文献的考据，只能通过有经历的华人们口口相述，以一种不正统的八卦之力得以流传。也正是通过老迪拜们的心路点滴，我们才能发现一些存于市井中的蛛丝马迹，以此穿梭半个世纪，去寻找这片土地之上，来自华人的印记。
　　此文由我(毛一鸣)联合李华飞先生(沙沫)共同撰写，作为同样喜爱追古访今的文化猎奇者，集二人所知，还原属于阿联酋迪拜华人的历史轨迹。此文2000年以前由李华飞先生主笔，2000年以后由我主笔，也感谢所有对本文提供支持和考证的老迪拜们。
　　谨以此文，献给广大海外华人。
　　引子
　　宋代青瓷碎片


出土于迪拜Jumeirah考古遗址的中国宋朝瓷器。
　　在迪拜博物馆一角的展厅里，有几块不完整的瓷片正安静地陈列着。即便博物馆里游人如织，我想也不太会有人会对这些其貌不扬的碎片感兴趣。但它正是牵引我们穿越时光通道，连接中国与迪拜前世今生的重要引子。
　　这些碎片出土于迪拜Jumeirah考古遗址，为公元9-12世纪的文物。"A Porcelain Dish-Chinese Celadon"，是博物馆为这些碎片的命名。Celadon，指的是青瓷的意思，而9-12世纪，正是中国宋朝时期。在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生产青瓷，毫无疑问，这几片残破的青瓷碎片，正是来自中国宋朝的青瓷。它以一种玄妙的缘分经历此地，泯灭之后，其中一片青瓷永久留在了迪拜，成为迪拜博物馆中的一份收藏。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波斯湾南岸，由于地处沙漠地带，淡水极其稀少，气候也异常恶劣。据考古发现，在古代，只有迪拜河附近以及波斯湾沿岸，仅有少量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贝都因人)居住。也正是在那里，这破碎的宋代瓷片才得以被发现。

早期的迪拜河。
　　阿拉伯半岛自古就与中国有往来，由陆路的"丝绸之路"与海上的"香料之路"两条要道相连接。在唐宋年间，中阿曾互派使节。明朝有郑和七次下西洋，多次抵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但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录，因此我们并无法知道，古代是否有华人来到过迪拜这片土地，现在迪拜所处的位置，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慢慢进入世界的视野和历史的舞台。
　　凝视着这残缺的宋代青瓷片，我的思绪瞬间穿越到了千年前的宋朝泉州，一艘艘满载阿拉伯香料的商船经过几个月的颠簸，停靠在泉州港口，卸下中国人喜欢的各种香料，然后又装满了宋代的青瓷和丝绸，再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风吹雨打，终于又回到了阿拉伯港口。又经过各个部落的交换，其中的一只瓷碗来到了波斯湾南岸的Jumeirah部落。岁月的更替，不觉然间，这个部落居住的小镇已经消失，这个宋代的瓷碗则永远沉睡在的遗址里。恍然间，时光穿梭到1967年，在Jumeirah地区考古发现中，这只瓷碗重见天日，虽然已经破碎不堪，但是这几片小小的瓷片，经过千年的轮转，最终在迪拜博物馆偶然为我们所发现。
　　如今，关于这件宋代青瓷的来历已不可考，我们也并不清楚在那遥远的过去，是否已经有华人拜访过此地，但这片中国瓷器像一个引子，让我们感知到中国与迪拜存在着某种古老的联系，在宋代时期，就已经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存在着广泛的连接和交流。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中国和迪拜最古老的实物线索。
　　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一定不会相信，在遥远的未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会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会有如此多的华人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二十世纪50-60年代
　　最早的华人
　　让时光倒回到50年代的中国。
　　1950年初，隶属国民党的西北军阀马步芳战败逃至台湾，之后携家属和少数马家军部众以朝觐为名到了沙特，后又抵达埃及，在中国和埃及建交后，又抵达沙特，晚年死于沙特。

马步芳资料图。
　　虽然马步芳的部分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但很多人不会知道，大约在1960年左右，有少数马家军的部下及家属由于各种原因来到了沙迦地区定居。随着1971年阿联酋建国，他们也加入了阿联酋国籍，虽然还保留着中国的面孔，但已经是地地道道的Local。他们是我们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来到阿联酋地区定居的华人。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爆发了反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门，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的地区，从1839至1967年，以亚丁为中心的也门南部地区曾被英国殖民者统治了近130年。亚丁港曾经非常繁华，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爆发，也门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由于当时的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在也门亚丁有着一定数量的香港人定居，但基于那场战乱，有一部分香港人选择奔赴欧美，有的选择回到香港，而还有一些香港人，依然对中东情有独钟，来到了距离也门亚丁2500公里以外的迪拜。
　　我们得知有一名当时生活在亚丁的香港人王祥荣，他于1967年就已经来到迪拜考察，并在当时于迪拜木须巴扎注册了公司，是最早在木须巴扎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华人。随后由于也门局势恶化，王祥荣及其家人陆续赶赴迪拜定居，他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早来到迪拜定居的华人。
　　二十世纪70年代
　　台湾与香港华人登场
　　1966年，阿联酋地区发现石油，原来的荒芜的沙漠一下子变成了富庶的油田，使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66年的迪拜谢赫扎伊德大道。
　　1971年12月2日，阿联酋正式建国。这里阿联酋和中国还有一个小插曲。阿联酋总统扎耶德于12月3日发函致电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而周恩来直到12月8号才回电祝贺，为什么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电？这是因为中国刚刚在1971年8月16号与伊朗建交，而伊朗和阿联酋建国时有波斯湾海岛的领土争论，中国为了回避这个话题，直到伊朗宣布承认阿联酋的建国后，周恩来才回电承认并表示祝贺。双方均表示期待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当时并未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12月2日 阿联酋正式建国。
　　然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就已经在阿联酋迪拜设立了代表机构，台湾华人开始登陆阿联酋，他们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的政府高层中编织关系网。台湾是当时阿联酋长期、稳定的石油大买主，每年要从阿联酋进口价值十亿美元的石油。当年的阿联酋是一个一切都围绕石油财富运作的国家，于是在70年代，台湾当局便以油为媒，打通了阿布扎比政府高层的层层关系。
　　在1979年，阿联酋方面的外交人员曾表示两国建交并不容易，要面对很大的阻力，希望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和文化领域上的往来，待时机成熟后才谈建交的事。或许正是因为台湾当年的周旋，阿联酋才迟迟未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79年出访阿联酋时的官方交通工具是一辆奔驰。保护她的警卫骑在骆驼上跟在汽车后面。(这辆车现在在阿布扎比的阿联酋国家汽车博物馆里)
　　七十年代的迪拜，印度人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而中餐在印度本国非常流行，印度人自然也把他们的印度中餐带到了迪拜，于是早在1978年，迪拜就出现了第一家中餐厅 -- 金龙中餐厅，只是这家中餐厅并非华人所开，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这家餐厅时至今日依然还在营业。

直到现在还在营业的印度中餐金龙餐厅。
　　而真正由华人所开的迪拜首家中餐厅，正是由前文提到的香港人王祥荣于1979年创办，取名为文华中餐厅(Mandarin Chinese Restaurant)，当时在迪拜并没有什么华人群体，所以这家中餐厅的主要受众都是外国人。可惜文华中餐厅在时光流转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4年，同样由于也门局势的不稳定，当时居住在也门的香港人欧阳仪珠夫妇也从亚丁来到迪拜定居，随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位女士，她在30年后于迪拜开始参与成立杜拜华人基督教会的筹备。

早期欧阳女士夫妇在家和公派人员聚会。

　　在70年代的阿联酋，已经有少量台湾华人和香港华人已经开始进行商业活动，当时的华人是极少数群体。(未完待续)
　　注：本文由“迪拜人”微信公众号授权中国侨网发表，转载请与原作者联系。

迪拜华人简史（二）：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


1981年，沙迦医疗队医生合影。
　　20世纪80年代 中阿互联的开端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涌动，伴随着这股浪潮，中国和阿联酋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趋于频繁。虽然中国与阿联酋于1984年才正式建交，但在此之前，除了香港华人和台湾华人已经频繁在阿联酋从事商业活动，大陆华人也在民间方面与阿联酋开始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在1983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就受邀于阿联酋演出，在当时获得良好的反响。
　　1981年，中国卫生部对阿联酋的援外医疗队在沙迦正式成立，第一批医疗队是由四川省外派的医生与护士共计14人组成，之后又陆续外派到阿联酋几批，都是以中医针灸推拿的医生为主。正是因为这批援外医疗队，才开启了中医在阿联酋的发展历史，促进了当地阿拉伯人对中医针灸的认识，为后来中医针灸在阿联酋的立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基于国际政治变局，原来中国从东欧转机去西欧的航线中断，由于阿联酋正好位于中西方中间，地理位置的优势开始显现。中国民航组织人员到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进行考察。沙迦机场早在1932年便修建，当时的沙迦已经是整个中东的航空中转中心。

1969年的沙迦国际机场。
　　于是在1980年，中国民航决定与沙迦机场签订航线中转协议。同年，北京-沙迦-巴格达，北京-沙迦-法兰克福-伦敦这两条国际航线开通。直到1984年，沙迦已经成为中国民航最大的海外中转站。在此之后，中国民航还开通了北京-罗马，北京-乌鲁木齐-伊斯坦布尔，北京-上海-巴黎的国际航线，其中均把中转地放在了沙迦机场。
　　由于航空公司可以担保96小时的落地签，所以当时很多在沙迦转机的中国人会考虑在沙迦停留出境，购买一些阿拉伯特色的本地商品。沙迦著名的地标——火车头市场(也称为Blue Souk)便受此恩惠，吸引了许多转机的中国人前来购物。据悉，80年代的沙迦火车头市场就如同现在的DUBAI MALL一般火爆，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在里面购物的场面经常出现。

1984年的沙迦火车头市场。
　　与此同时，迪拜正在迅猛发展，日新月异，最终逐渐取代沙迦成为海湾地区航空中心。1991年，中国国航开通北京-迪拜-开罗的航线，中国的航班开始从沙迦机场向迪拜机场逐渐转移，沙迦的火车头市场的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虽然现在沙迦机场的地位已经无法与迪拜机场相提并论，但作为80年代中国航班的主要中转站，它首次为华人打开了了解阿联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门户，为今后华人在阿联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
　　在80年代，中国与阿联酋的商贸往来也在持续发展。早在六七十年代，王祥荣先生已经在木须巴扎进行着进出口贸易。而到1982年，前文提到的欧阳仪珠夫妇，与北京粮油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轻工产品进出口总公司合作，代理经营中国食品和轻工产品，其中就包含中国著名品牌梅林罐头，直到现在，梅林罐头依然在本地知名的Spinneys超市的货架上出售。王祥荣先生和欧阳仪珠夫妇，他们都是将中国制造引入阿联酋的第一批华人。

时任中粮负责人周碧泉等人在欧阳仪珠夫妇家中。
　　拍摄于2017年，曾经由欧阳仪珠夫妇代理的梅林午餐肉至今依然可以在阿联酋Spinneys超市的货架上找到。

欧阳仪珠夫妇代理的午餐肉。
　　同样在1982年，迪拜中国长城公司的成立，这是一家有着中国政府背景的贸易公司，也是迪拜首家正规注册的中国公司，标志着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1984年11月1日，中国和阿联酋迎来了重要的时刻，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间都开始积极地与阿联酋开展了各个方面的合作。
　　1985年，由18家上海专业外贸公司联合组成了申阿国际迪拜公司(Shanghai-Arab International Dubai Company)，东方集团的5家纺织专业外贸公司在申阿国际公司成立代表处。以此开始，中国纺织品、轻工类产品等等中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阿联酋以及整个中东北非市场。申阿国际迪拜公司在1997年由于经营困难终止了业务活动，但其对于早期中阿商贸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真正开启了中国-阿联酋的第一个贸易时代，同时深深影响着之后阿联酋华人社群的发展。
　　1985年11月，姚依林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阿，签订了中阿两国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两国贸易以现汇支付，并规定成立两国经贸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同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中心在阿布扎比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贸促会首次派出的民间性质机构，该机构的办公地址于2000年由阿布扎比迁往沙迦。
　　80年代，阿联酋虽然获得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可当时阿联酋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从零起步，需要大兴土木，这就为中国的工程与建筑公司提供了契机。从1982年开始，中国建筑承包公司，比如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中国港湾建设总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首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建立分公司，开始在阿联酋承包一些立交桥、公路、住宅、学校等项目。随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公司陆续进入，如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路桥等相继进入建筑承包市场。时至至今，中国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在阿联酋的建筑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80年代阿联酋的华人构成，尤其是中国人的构成基本以外贸公司和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主，而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以国家公派的形式来到阿联酋。公派，是华人在阿联酋发展的原始积累，在80-90年代，阿联酋华人社群的发展是以公派贸易为主流，我们称之为中阿第一个贸易时代。
　　在国企之外，部分民营企业也把注意力放到了阿联酋。1986年，中国红木大王的胡雪年先生的远东红木家具(FEFCO - Far East Furniture Company)在迪拜成立分公司。并在阿布扎比及中东其他国家开设多家分店，首次把中国的高档红木家具引入阿联酋，受到了当时阿拉伯人的喜爱。据说当时在中东，中国家具是高档家具的代名词。

迪拜王室及政府官员参观远东家具展。
　　80年代的中餐史话
　　华人在阿联酋的发展，离不开中餐厅的发展。1980年，海湾地区首个购物中心Al Ghurair Center于迪拜老城区Deria开业，阿联酋第二家华人创办的中餐厅中华餐厅(China Palace Restaurant)便在其中同期开业。中华餐厅开业仅一年，原创始人便把餐厅转让给了台湾的韩先生，之后便开始上演一场迪拜的中餐传奇。由于韩先生的经营有方，再加上当时正值迪拜各大购物中心的发展期，中华餐厅一下子便入驻各大商城的美食广场，主要以中餐快餐为主。

China Palace已经发展为阿联酋最著名的中式快餐连锁。
　　中华餐厅还分别创立了三个不同的品牌 -- 中华餐厅(China Palace)，熊猫餐厅(Panda Chinese)和蒙古烤肉。现在，在迪拜各大商场现在都能看到Chinese Palace这个餐饮品牌，2016年中华餐厅集团还代理了大名鼎鼎的鼎泰丰，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阿联酋最大的中餐集团。(未完待续)

迪拜华人简史（三）：民间贸易大潮下第二贸易时代


迪拜木须巴扎市场，早期华人在迪拜从事贸易工作，大多数是从这里的。


　　90年代 中阿关系新高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阿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交流与访问日益频繁。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阿，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隆重热情地接待杨尚昆主席。次年5月，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高层互访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贸易交往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阿联酋总统扎耶德1990年访问中国。
　　1993年1月，李鹏总理出访欧洲，在沙迦机场作临时停留，受到了沙迦酋长苏丹 卡西米的欢迎，并于阿联酋华人会面。
　　随着中阿两国商贸活动的日益增加，此时的迪拜已经成为了中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国新闻单位在阿联酋也开始设立常驻机构，1990年新华社阿联酋分社成立，1995年《经济日报》记者站成立。
　　第二个中阿贸易时代拉开序幕
　　1990年8月2号，在波斯湾西北部，伊拉克因为石油和领土问题突然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随后伊拉克很快占领了科威特，导致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直接军事介入。而在当时的科威特，正生活着数千中国人。基于科威特与中国早在1971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此很多中资公司的中东地区总部恰恰就设立在科威特，同时也有很多公司已经在迪拜设立了中东地区分部。
　　由于中国与伊拉克、科威特两国的外交关系都不错，即便是在战争中，科威特的中国人依然还是在伊拉克的支持下完成安全撤离。当时的科威特华人，首先通过伊拉克进入约旦，再由约旦安曼机场包机飞往沙迦，再转乘飞机回国，从沙迦机场分乘24架包机飞往北京，撤侨人数共计4741人。也正是在这次撤侨过程中，很多中资公司直接把中东地区总部从科威特搬到了迪拜，这也间接的促进了中国人在迪拜的贸易发展。
　　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中阿的经贸主力依然以国企公派为主，民间贸易为辅。由于国家对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经营权已经逐步下放到各个省市地区，其中上海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早在1979年底，就已经开始组建上海市的对外贸易总公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除了国家外经贸派往迪拜的工作人员外，上海对外贸易总公司在迪拜成立的申阿公司也已经开始经营。之后1991年的河北外贸，1992年的河南外贸，均在迪拜设立隶属省级的外贸公司，也建立了纺织，抽纱，食品，轻工，机械等分公司。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品在迪拜的繁荣。
　　据一位1990年来到迪拜的老侨描述，当时整个阿联酋大概只有2000多华人，大部分以国企公派为主。国企公派主要在迪拜和阿布扎比进行商贸活动，而民间贸易则在沙迦、阿治曼和迪拜均有涉猎。
位于迪拜老城区德拉(Deira)的科威特大厦，摄于2017年。据悉90年代很多公派公司都在这栋大楼设立办事处。
　　位于迪拜老城区德拉(Deira)的科威特大厦，摄于2017年。据悉90年代很多公派公司都在这栋大楼设立办事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迈进，国家在海外的分部开始施行承包制，自负盈亏，许多当年阿联酋的公派人员抓住了这个商机，成立了自己的私营公司，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拓展贸易。这部分人已经在迪拜从事了较长时间的贸易工作，有着深厚的经验积累。在越来越多“公派人员”到“私企老板”的身份转换中，迪拜的民间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国家允许私人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使得大量的私企在迪拜开设分公司，大大促进了中阿两国贸易和旅游的整体发展。
　　1993年，迪拜第一家华人旅行社自由祥和国际旅行社成立，可以看出当时中阿两国对商务考察以及商务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旅行社也在开辟当地市场，吸引了许多的阿联酋人到中国去旅游。
　　随着中阿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的概念早在当时就已经瓜熟落地。1997年，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CPTC)正式开始招商，这是阿联酋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城(注意：此中国城并非现在的阿治曼中国城)，比如今当红的龙城早了整整7年。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有150个左右的商铺，基本都是中国商人在租用，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规模不小。2000年，阿联酋第二个中国城 -- 沙迦大地中国城开业。虽然阿治曼中国产品交易中心和沙迦大地中国城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正是由于华商在这两个中国城的摸索与尝试，才有了后来迪拜的中国鞋城、贸易城和轻工城等中国城的创办，包括龙城的建设都可能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1998年，沙迦政府为中国免费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土地，由中国机电公司建设的沙迦中国机电展览中心(Chinamex)于2000年4月正式开业，并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机电展览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徐秉金为展览会剪彩。当年海尔，小天鹅等中国几乎所有的机电品牌均有参加，让阿拉伯商家彻底改变了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印象，展览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沙迦机电展览中心连续举办过多次中国机电产品展览和中国商品交易会，为中国产品走进阿联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沙迦中国机电展览中心。
　　1996年开始，迪拜地球村开始运作开业，我们可以把地球村看作一个大型综合展会，是商贸的衍生。地球村最初选址在迪拜河沿岸，吸引了大批世界游客。


在迪拜政府的大力推动下，1996年第一届地球村伴随着迪拜购物节(DSF)于迪拜河边一起举办，“展馆”只是一些小亭子商铺，与现在的地球村相比可谓非常简陋，但意义深远。在第一届活动中，就获得了50万人次的访客，可谓大获成功。
　　从2000年开始，地球村各馆采用承包招商制，地球村里的中国馆，当时由中国大地负责招商，2002年更换为远东咨询展览公司负责为其招商。

2000年的地球村规模宏大了不少，并且已经可以看到有中国商人入驻。
　　通过这些中国展会公司招商工作，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了解并进入这个市场。同时，原本在沙迦和阿治曼发展的华商也纷纷转向迪拜。

如今的地球村已经今非昔比，摄于2016年。
　　位于迪拜河沿岸的木须巴扎市场(Murshid Bazar)是迪拜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贸易市场，是迪拜一步步走向繁荣的源头。早期华人在迪拜从事贸易工作，大多数是从木须巴扎市场开始的，并迅速完成了财富积累。早期市场里的华人以外派为主，产品以纺织品，轻工产品，机电产品为主，之后便开始百花齐放。虽然印度人早就在木须巴扎市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迟到的中国人以其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一步步蚕食了印度人的市场，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以孔雀舞，金鸽，双牛，鹅牌为代表的国产系列品牌阵营，并且得到了中东客户的认可，中国制造在90年代的海外可谓春风得意。

木须巴扎老鞋城，是早期华人入驻较早的贸易集中地，摄于2017年。
　　在木须巴扎市场里，形成了以四条凳子和三棵树为地标的中国人势力范围。特别是随着中国因私护照的放开，来迪拜的个人和私人企业也急剧增加，到90年代末，中国产品已经遍布阿联酋的大街小巷，产品也逐渐向高科技过度，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逐步提高。

四条凳子。
　　木须巴扎市场宛若迷宫，华人发明了独特的地标名字。比如某路口恰好有三棵树，华人便以"三棵树"命名这个地方。"四条凳"挨着"三棵树"，其实就是实实在在有四条椅子落在此处。据说"四条凳"有所典故，早期是阿拉伯人叫出来的，对老外一说"Arab Chairs"，就知道是那个地方。而"三棵树"应该是正宗的华人发明。
　　1991年，阿联酋拉斯海马王子专程去中国请求徐荣祥医生为他的公主治疗烫伤疤痕，徐荣祥医生用他发明的美宝疤痕膏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疗效，从此拉斯海马王子有了引进该药并在拉斯海马建厂的想法。1996年，海湾大药厂(Julphar)的董事局访问北京，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方式，美宝授权海湾大药厂在阿联酋出口，包装销售美宝烧伤膏和其他产品。时至今日，在阿联酋任何药店均可以买到中国的美宝烧伤膏和疤痕膏两款产品。

拉斯海马小公主与徐荣祥医生。
　　90年代中后期，迪拜的民间贸易已经超越国企公派成为主流，迪拜华人社群的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迪拜从事经贸事业，以民间贸易为主的第二个华人贸易时代已经来临，迪拜华人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篇章。
　　小有规模的阿联酋华人
　　由于华人的逐渐增多，华人的生活娱乐也相应的丰富起来。90年代，卡拉OK在中国风靡一时，1995年，阿联酋也有了华人创办的卡拉OK歌厅 -- 阿治曼五月花卡拉OK歌厅，阿联酋华人已经把国内的娱乐方式向这里引入。
　　在迪拜，大陆华人开始涉足中餐业，比如1992年开业的潇湘馆中餐厅，是现存的迪拜最早的由大陆人开办的中餐厅，之后红房子中餐厅(现在已转手改为印度餐厅)、丽丽中餐厅(已经关闭)也相继出现。到1999年，迪拜连续开了好几家中餐，如贵宾楼餐厅、御花园餐厅、2000年餐厅等等，这些餐厅均迎合华人的口味，以服务华人为主，正因为大陆人来迪拜创办的这些地道的中餐厅，得以让迪拜的外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

2000年中餐厅试营业期间的华人就餐现场。摄于约1999年。
　　国内娱乐方式和中餐厅在阿联酋的发展，可以表明在90年代中后期，阿联酋的华人社群已经小有规模。

迪拜华人简史（四）：德拉华人密集区版图成型


位于德拉穆萨拉路上的中国鞋城（China Shoes City），摄于2017年。

　　2000年-2007年 出口红利下的华人井喷
　　90年代末，随着国企公派和早期华商的进入，迪拜的华人社群已初建雏形。不仅已经有多个面向华人的中餐厅，迪拜首个华文媒体绿洲报也于2001年创刊，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华人社群开始有了对资讯信息和精神层面的渴望。

2008年的绿洲报。
　　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02年中国在阿联酋长期居住人口约3万人，其中从事商贸活动的约6000人，国内每年来阿访问的各种人员约10万人次。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2000年后，在中阿第二个华人贸易时代，中阿民间贸易继续走向顶峰。得益于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中国的对外出口此时正如火如荼，迪拜作为中东的贸易门户，当时还是一片蓝海。毫不意外地，中国商人纷至沓来，在中东这片热土上插上自己的财富旗帜。
　　面向相对贫瘠的中东非洲这片大市场，性价比极高的中国商品可谓独当一面，中国商人的精明勤奋，也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出货供不应求。据一位早期的华商朋友描述，在2000年至2006年间，迪拜华商贸易的利润可对开，进价20人民币的商品，能够以20迪拉姆的价格出售，还是批发价，而当年的汇率高达2.3，许多华人赚得满钵彩。这几年恐怕是值得许多老迪拜怀念的好年代，让迪拜华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2000-2007年，木须巴扎市场的生意如火如荼。
　　趋利所向，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踏足迪拜，搭上这一波出口红利。浙商是其中的先驱者，浙商以家族抱团经营的方式，往往一人发达带动全家，大家纷纷效仿这种发展模式。老板常常招募亲戚或家乡的人来迪拜做自己的员工，员工做了一阵子后自立门户出去成了老板，是2000年以后木须巴扎市场里常见的现象。以此循环反复多年，以浙江、广东和福建为首的华人群体开始在迪拜快速增长，在这八年间完成了井喷式的发展。
　　2000年间迪拜的商贸环境奇佳，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入驻和贸易的规模式发展，由木须巴扎市场进一步衍生，慢慢发展出了手机市场、汽配市场、窗帘市场等细分的市场。这些细分市场，凭借华商独特的优势，也很快地被中国人占领了。
　　当时在木须巴扎市场就已经有"转让费"一说。转让费英文叫“KEY MONEY”，即某人想租赁商铺，如果这个店铺正在被其他租客所租，在支付房东租金以外还需要额外支付现有租客一笔“KEY MONEY”，现有租客才同意把店铺转租给对方。这个“KEY MONEY”属于市场潜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和保障，可多可少，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行为。由于大量的华商涌入迪拜木须巴扎市场，造成一铺难求的市场环境，“转让费”的市场价格被华人大大地抬高了。在木须巴扎的黄金时期，一个旺铺的“KEY MONEY”可多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迪拉姆，足可见当年木须巴扎的生意是多么火爆。

当时德拉的许多小楼里隐藏着不少华人设施和服务。
　　2002年，迪拜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在指定区域买卖房地产，2002-2004年间，由浙江人朱继江和沈文婷夫妇创办的泰安房产，和由杜艳创办的中国城房产就已经开始从事迪拜房地产中介服务。伴随着国内炒房的热潮和迪拜华商的财富积累，一部分迪拜华人也开始在迪拜置业，直到金融危机前，迪拜房产一直处在盛世。

泰安房产办公室的墙上，棕榈岛房地产项目正在炙手可热。摄于2008年
　　在2000年-2007年这八年间，围绕木须巴扎和其他细分市场，迪拜华人真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大型社群。人口的增长带动了华人生活设施的发展，中餐厅、中国超市、华人理发店和中文网吧等等应运而生，迪拜华人不再像是异乡里单打独斗的漂泊者，而是成为社群中的一份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学习英文，社群将中国的生活方式搬到了迪拜，化解了乡愁与不安。
　　德拉华人社群版图逐步成型
　　社群的形成开始推动更多的商业齿轮，位于德拉穆萨拉路上的中国鞋城(China Shoes City)，虽然只是一幢小楼，却是迪拜华人史上最值得铭记的一座地标。这是迪拜首个完全由华人主导的中国城，由温州商人陈志远于2000年启动，他包下了整个商城的十年租期，再分租给不同的华商。

中国城里还有中国药店和其他中国服务。摄于2017
　　这座小楼不仅有着许多华人贸易店铺，同时也是华人的生活中心，提供了大量生活服务，涵盖中国超市、中国药店、中餐厅、中国理发店、中文报社、华人汇款、中国网吧、房产中介、打字打印、电脑及手机维修、华人旅行社等等，几乎可以满足当时迪拜华人的所有生活与精神需求。

“一街三城”的“一街”指的就是这条穆萨拉路(Al Musalla Rd)，至今也是重要的华人生活集散地。摄于2017年
　　2002年左右，在同一路段上又开起轻工城和贸易城这两座同类型的小型中国城，这一街三城组成早期华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领地和资讯纽带，甚至远在沙迦和阿布扎比的华人群体也不定期组织拜访这里，购买生活物资和华人服务，以及获取各类资讯。此后，还有名曰批发大楼、手机大楼、服装大楼等纯贸易的小型中国城抢滩登陆，它们与社群的壮大相辅相成。

距离中国鞋城不远的中国轻工城。摄于2017
　　2004年，中东最大的中国商品贸易集散中心——龙城正式开业。但基于当时不完善的配套和稀少的客流，并没有为早期龙城的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润，很多中国商户甚至在这里亏了钱。因此龙城开业的初期其实并没有对迪拜华人社群版图造成太大影响，同期落成的配套社区国际城在2004年几乎是一座寂静的死城，迪拜华人社群的核心依然还在德拉的华人密集区。

迪拜龙城内部，摄于2010年。
　　中阿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华人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促进了华商间的竞争与交流，华人社群开始自发形成商会组织。2004年3月，由陈志远发起成立了阿联酋温州商会，为阿联酋首个华人商会。同年6月，在中国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的支持下，阿联酋中国商会成立，会员大多来自各大中资公司和知名华企。

2004年6月22日，“阿联酋中国商会成立大会”在迪拜洲际饭店隆重举行。
　　木须巴扎等市场为华人提供贸易平台，但由于年份久远，规划不太合理导致拥堵严重，再加上设施老旧，鱼龙混杂，生活环境并不理想。有所财富积累的华人社群从早期的埋头苦干，开始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就近的娜莎广场(Nasar Square，现称BaniYas Square)逐渐成为华人理想的生活住所。

迪拜娜莎广场，现在已经是一个地铁站前广场。
　　娜莎广场紧靠迪拜河(Dubai Creek)，有高层楼宇和比较体面的生活空间，设施配套也较为成熟，大型超市、银行和综合餐厅均有坐落，交通也相对便利，是链接噪杂市场与国际都市的过渡地带，成为许多华人安家落户的选择。其中商住两用的大楼DUBAI TOWER最具代表性，华人住户几乎占了大楼的半壁江山。

这栋楼便名为“Dubai Tower”，虽然名字很响亮，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却承载着许多迪拜华人的记忆。摄于2017
　　市场的贸易型工作既压抑又枯燥，而基于娜莎广场地缘优势，每当夜晚时分(晚10点后，因为市场的工作时间到晚上10点)，很多华人下班后都会在迪拜河边展开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广场舞、羽毛球、踢毽子、武术等等，也有大量散步、喝茶、闲谈的华人在此聚集直到深夜。这是当时迪拜华人的典型夜生活方式，即使到现在也颇为流行。

承载迪拜华人“生活印记”的迪拜河。
　　“骆驼广场”是迪拜市政厅对面的一片小型绿地，由于有骆驼装饰而被华人取名为“骆驼广场”，至今依然是很多德拉华人的夜生活场地。

“骆驼广场”是迪拜市政厅对面的一片小型绿地，由于有骆驼装饰而被华人取名为“骆驼广场”，至今依然是很多德拉华人的夜生活场地。
　　迪拜第一家小尾羊火锅店便于2005年12月在德拉的迪拜河沿岸开业，虽然从时间上看资历不算最老，但是凭借独特的味道，在开业不久就出现了排队等号的情况。在当年，华人要吃一顿小尾羊火锅，常常需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伍才能吃到。
　　社群进一步发展出了更多极具时代感的华人服务。比如解决低收入华人住宿问题的“大家”、解决华人出行难问题的“黑车”、解决华人与国内联络问题的“国产电话卡”、解决华人餐饮问题的“家庭餐馆”和解决华人签证问题的“飞签”等等。如今看来虽上不了台面，但在当年这些服务却非常务实地为华人社群提供了大量帮助，与当时的华人生活息息相关。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这些出身草莽的华人服务如今都已尘封于当年的历史中，成为老迪拜们的集体回忆。

早期华人“大家”的样子，住宿环境非常拥挤和简陋。许多“大家”允许男女混住，而且不少夫妻也同样住在这样的环境中。
　　当年有不少专以“大家”为”生意“的“职业房东”，他们包下一个套房然后按床位分租给不同的房客以赚取租金差价。早期“大家”一个床位平均收费在700迪拉姆/月左右。

迪拜也有2-3人的“小家”，环境稍好一些。
　　早前迪拜发行的某种网络电话卡，早期迪拜华人基本都是通过这种电话卡与国内进行交流和沟通，资费会比直接拨打便宜很多，当时不少华人以贩卖这种电话卡为生。

网络电话卡。
　　飞签“名岛”，隶属于伊朗的kish岛是很多早期华人飞签的目的地。大部分早期华人一般都有过飞签的经历。由于阿联酋政府当时允许旅游签证持有者，只要在签证到期前出境，旅游社可以在出境后立即为其申请新的旅游签证，然后重新入境，出签效率高的时候，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获得新签证。由于旅游签相比工作长签更加经济便捷，当时不少华人都是以旅游签在迪拜生活工作，并以飞签来延续境内身份的合法性，尤其是许多从事自由职业的华人。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通过拉斯海马机场进行飞签，较主流的飞签目的地是波斯湾上的隶属于伊朗的Kish岛和Qeshm岛，飞签者往往可以当日返回阿联酋。当然也有因为各种问题而导致无法短期出签的中国人滞留在岛上的情况，他们则会住在岛上的酒店一段时间，等签证出来后再回到阿联酋，而那些在岛上等候时间很久的，人们会戏称为“岛主”。总而言之，当年的飞签俨然是一条产业链，许多华人旅行社也靠飞签挖到了第一桶金。飞签的黄金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8月，基于阿联酋旅游签政策的更新，飞签业务一落千丈。
　　无论如何，在这八年间，迪拜华人在德拉地区开拓出了一个成熟的华人密集区，边界虽然模糊但大致可被描述。北至手机市场南孚路，南至娜莎广场，西到木须巴扎市场，东到鱼转盘汽配街的这一整片区域，便是当年华人的主要活动版图，至今依然在有效运作。德拉华人密集区的构成，对迪拜华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是迪拜华人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节点。

迪拜华人简史（五）：新老“迪拜人”的交界线


2007年，龙城的金色开始闪耀。摄于2017年


　　2007年-2009年
　　巨龙苏醒 龙城亮起星星之火
　　2004年，巨龙还在沉睡，开业之初的龙城并未取得良好的开场，甚至还大大打击了当时华商们的信心。然而到2007年左右，龙城突然开始厚积薄发，知名度和人气开始大大提升，迎来了黄金期。但从开业至此，据说龙城前后已经换了7拨商户，可谓大浪淘沙，坚持下来的人成为了赢家。

龙城内部图。摄于2017年
　　正是在2007年后，龙城的崛起受到了华人的瞩目。将近2000多家店铺几乎100%由华人经营，其集中程度非木须巴扎的贸易小楼可比拟，也使得在德拉以外，一个新的华人社群正在冉冉升起。

早期国际城俯瞰，停车场几乎没有车。
　　商业带动人口，人口带动生活，而华人的生活则以美食先行。2008年，中国餐饮界的大IP兰州拉面空降迪拜，在国际城插上了一支极具意义的中餐旗帜。

2007在龙城里的开业的山图餐厅实则龙城乃至国际城最早的中餐厅，如今山图已经是迪拜华人社群中耳熟能详的餐饮品牌。
　　2009年，同样作为中餐界大IP的小肥羊也在国际城开设了中东第一家直营店。可见在2009年间，虽然该地区的华人设施还并不完善，但龙城和国际城的华人社群已初具规模。
迪拜第一家兰州拉面。
　　金融危机下的“幸福生活”
　　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009年，迪拜才受到较大的波及。楼市的崩盘，跑路的商人和随便被遗弃的豪车于新闻上大肆渲染。尽管当时的迪拜确实经历着巨大的萧条，但实则并未对迪拜华人构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报道迪拜当时的新闻，豪车被丢弃的图片比比皆是。
　　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房产和金融，而当时主流华人的事业核心依旧还是贸易。虽然08年间华人的批发贸易走出了快速增长的黄金期而进入拐点，由于汇率的下跌和买家进货方式的转变确实令贸易利润有所下滑，但贸易市场形势总体并没有感受到如新闻上报道的那种刺骨的寒风。

烂尾楼是迪拜金融危机下的常态。
　　总之，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当时的迪拜华人造成大的影响，龙城的零售贸易在金融危机期间反而更加顺风顺水。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下的迪拜还对华人社群的发展有着利好的促进。
　　金融危机带来了迪拜楼市泡沫的破裂，导致迪拜一片烂尾的惨状，而房价的大跌联动了租金的下跌，让多年来被高租金压迫的华人得到了喘息。流失的人口令大量二手车在市场低价流通，也让一些华人获得了购车的契机。虽处在金融危机下，华人的贸易生意还是有条不紊，生活成本还大大降低了，许多迪拜华人因祸得福般地度过了一段幸福期。
　　互联网1.0 无处安放的青春开始绽放

早期华人自发组织的民间活动，有时候多达百人参与。
　　此时的迪拜华人社群依旧在蓬勃发展，但贸易工作的枯燥和局限，令许多年轻群体的活力无处安放，当时迪拜华人的精神生活方式整体上处于比较无聊枯燥的状态，华人社群开始对社交产生了更多的诉求，也产生了一些比较有号召力的活跃人士。

一些华人庆祝节日的表演活动也屡有举办。
　　民间自发的周末活动开始变得频繁，比如户外烧烤、郊游、抓螃蟹等颇为流行，甚至有的民间活动有多达50-100人参与。这样规模的民间活动在如今的迪拜华人社群中反而很少发生。可见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早期，迪拜华人对社交的渴望比现在更加迫切。

抓螃蟹是早期华人非常热衷的娱乐项目，但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警方的严打，抓螃蟹活动如今已经鲜有人组织。
　　同时互联网之风也在迪拜吹起。迪拜首个华文网站“迪拜网”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由商人创办，主要为华商提供本地咨询，而2008年间首次出现了由民间人士创办的非盈利中文网络论坛，比如“Sino Dubai”和“迪拜思客吧”，虽然用户数量不多，活跃人数也有限，但却是迪拜史上首次出现的华人互联网社交平台，对许多迪拜新人有着务实的指导意义，也拉近了新老迪拜人的距离。从迪拜民间互联网社区的产生，可以感受到华人社群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壮大，以及其涌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活力。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华文网站均在时代的发展中泯灭。
　　2009年-2010年
　　旅游突起 新老“迪拜人”的交界线
　　2009-2010年在迪拜华人社群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甚至可以简单地将2010年前来迪拜的华人称为老迪拜人，2010年后来迪拜的华人称为新迪拜人。以此来标记这个重要分水岭。
　　因为正是在2010年前后，许多曾经的华人文化符号被一一击碎。租金的下跌和政府的禁令，导致“大家”式微；旅游业的兴起和地铁的启用，使“黑车”几乎绝迹；电信公司的打压，让大部分“国产电话卡”几乎无法使用；越来越多高性价比中餐厅开业和伴随着的政府严打，令“家庭餐馆”不再具备生存空间；旅游签政策改制，“飞签”也不再常见……
　　“大家”、“黑车”、“电话卡”、“家庭餐馆”和“飞签”等等都曾紧密地伴随早期迪拜华人社群的生活多年，却几乎均在这2年间全部消亡。对于2010以后来的新迪拜人，大多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2009年9月15日，中国与阿联酋旅游目的地国协议正式生效，阿联酋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的目的。在协议生效的第二天，一个由730位华人组成的首发团就抵达迪拜，开启了旅游业的黄金时代，之后每年华人赴迪拜旅游的人数都保持着连续增长。

9月16日，即中国与阿联酋旅游目的地国协议正式生效的第二天，由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青年旅行社和上海春秋旅行社共同组织的上海首发团共抵达迪拜国际机场。时任迪拜总领事高有祯与首发团合影留念。
　　迪拜早在90年代就有华人旅行社在经营，但当时主要还是围绕商贸服务，大多为商人和其员工提供签证、机票等基础服务，乃至一些商务考察和接待工作，纯粹的国内游客在数量上并未达成规模，直到2009年中阿旅游目的地国协议生效后，中国游客市场才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2009-2010的旅游热，国内某网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如果说2009年的协议生效是酝酿，那么2010年则是行业的布局之年。旅游业的行情见好，利润颇佳，让华人社群自2000年贸易热以来首次看到了另一个新的风口，无数华人旅行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0-11年间国人赴迪拜的旅游热情高涨，即便中国旅行社的密集出现，依然在旅游旺季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在黄金季节常常“一导难求”。与此同时，基于可观的收入，原本的赚辛苦钱的“黑车”司机几乎全部洗白，成为一个个带车导游，“黑车”业务在那一年后基本退出舞台。

2009年某网站对迪拜旅游的宣传文案。当时6599人民币的旅游团费已经是超低价，而春节期间的迪拜豪华6日游报价1.26万，比2008年同期还要低1000元。对比现在迪拜旅游的团费，2009-2010年的迪拜旅游团费可谓天价，也足见当时迪拜游的火爆。
　　旅游热对迪拜华人社群的促进并非单方面，而是带动了更多领域，中国游客也让迪拜的外国商家见识到了中国庞大的消费力量，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首当其冲的便是为华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010年，阿联酋航空的宣传图片上就已经出现了华人面孔，并在宣传图中处于重要位置。
　　在旅行社的招聘之外，航空领域，2010和2011年间中国至迪拜的直飞航线被大范围铺开，航班的频次也有了极大的增加。阿联酋航空开始大量招募华人空乘，迪拜免税店也开始扩大自己的华人团队为中国游客服务。
　　在零售领域，为迎合庞大的中国游客市场做准备，各大零售品牌尤其是奢侈品牌也开始大量招募华人销售。另外在酒店领域也同样把一些工作机会留给了华人群体。

2010年间华人导购人员渐渐开始在DUBAI MALL出现，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图片来自网络。
　　大量面向华人的就业机会不仅使迪拜华人社群的职场流动开始向这些行业靠拢，也吸引了许多新人来迪拜就业，从而进一步壮大了迪拜的华人社群。而且不同于贸易工作的单调和低门槛，旅游所带动的行业往往更加充满激情和挑战，对雇员的要求也较高，因此更加吸引年轻人尤其是高素质高学历的年轻人从业。

免税店的中文导购，目前迪拜免税店拥有阿联酋数目最庞大的中国员工。
　　这些不断流入迪拜的新鲜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华人社群的结构，从早期的贸易和工程集中型，逐步分化出旅游、零售、服务等几大华人职业群体。也逐渐改变了华人社群氛围，稀释了原本的单调陈腐，为社群注入了更多青春活力。华人社群结构至此开始步入年轻化。(未完待续)

迪拜的华人创业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