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军政统治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编者：[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哈维·F·克莱恩，译者：刘捷、李宇娴，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根廷的历史是由冲突和分裂塑造而成。脱离西班牙取得独立之后的时代围绕着如下冲突展开，即阿根廷应该有一个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和自由贸易，并以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和他的统一党为代表，还是应该有一个分权体制，也就是说，在一种联邦体制下，各个内陆省份可以自由管理它们自己的事务。这一冲突将会在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时代得到解决，他建立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一种联邦制。罗萨斯是一位代表内地养牛者利益的有权有势的大牧场主，他实行铁腕统治，是考迪罗（军事强人）形象的化身。考迪罗是那个时代拉丁美洲权力关系的特征。1852年，他被联合起来造反的敌对考迪罗们罢黜，流亡海外。
书摘|从发达国家跌落的阿根廷,经历多少政治风云?
从1852年到1916年，阿根廷被一个自由主义的寡头政治集团统治，这个寡头政治集团采用的宪法严格仿照美国的宪法。它的自由主义原则包括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私有财产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保证。它也鼓励欧洲人移民。实际上，这个自由主义的寡头政治集团控制了选举结果，凭借欺诈和腐败统治。在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润被再投资于国内发展：　道路、桥梁、港口和公共教育。新的农业方法得到采用，畜牧和放牧得到改进，包括谷物种植和养羊的一些新的生产线被引进国内。外国资本投资于铁路、电话和电报线路、天然气和电力、冷藏轮船、现代肉类加工业和现代卫生设备。随着商业的繁荣，银行业、保险业和建筑业也迎来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这座城市从冷冷清清的殖民地边远居民点巨变为一座欧洲风格的现代首都，它宽阔的林阴大道和宏伟的建筑使游客想起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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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寡头的政治统治遇到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庞大的工薪阶层群体的竞争，在大部分南欧出身的移民的推动下，20世纪目睹了阿根廷大众政治的兴起。到了1914年，阿根廷的人口已飙升至78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成15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在国外出生的。一些新的政党组建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激进公民联盟，UCR），普选权法获得通过，无记名投票得到实行，代表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工会激增。从20世纪初直至大萧条结束，代表中产阶级企业界的激进公民联盟会主宰阿根廷的政治。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上升会与不断成长的工会激进主义发生冲突。
大萧条的时代和20世纪30年代给阿根廷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阿根廷大宗商品出口的需求和价格下降造成经济混乱，所以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当军方进入国内政治，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庇隆主义——不失时机地出现时，为了对各种寡头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作出反应，阿根廷的一个新的政治纪元开始了。
庇隆主义的转折点
20世纪40年代初期，阿根廷的政治舞台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外部事件的左右。军队中的许多军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支持与轴心国结盟。一群高级军官密谋要培植一个仿照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政府。他们自称统一军官团体（GOU），1943年成功地夺取了权力。在其成员中有个鲜为人知的陆军上校，名叫胡安·多明戈·庇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表明轴心国正逐步失败时，军方权力当局开始寻找一种退场的策略。
在这期间，庇隆曾在1943年要求接管劳动和社会福利秘书处。早前他担任过陆军部长，一个他一向用来在军队内部打造支持基础的职位。作为劳动部长，庇隆开始解决对劳工有利的各种争议。他推翻了久已有之的反劳工立法，积极推动改善工人生活的立法。养老金、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带薪年假、工厂安全规程、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的法律都得到了扩展和执行。许多工团主义者在他所在的部门任职；其余的被从监狱释放出来。曾经反对建立工会的雇主们现在被迫接受它们。庇隆在劳工中的支持基础扩大了。
军队内部的一些人开始惶恐不安地看待庇隆的各项政策。保守的精英们和各个产业集团也愤愤不平，怀疑庇隆是在讨好工人。对庇隆越来越强烈的敌对情绪导致一群军官剥夺了他的官职，并把他囚禁在拉普拉塔河上的一个海军基地。接下去发生的一幕仍然是庇隆主义传奇故事的内容。各个工会和工人组织被动员起来，抗议对庇隆的监禁。成千上万名工人突然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齐聚五月广场，要求释放庇隆。没有选择的余地，军方最终只好同意释放庇隆。1945年10月17日，庇隆出现在玫瑰宫（总统官邸）的阳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名向他欢呼的工人打出胜利的手势。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强行登上了政治舞台。庇隆主义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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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选举把权力的衣钵和合法性传给了庇隆。在参选的准备阶段，庇隆创建了他自己的政党劳动党，该党把他的许多支持者组织起来，服从他的领导。在对他的坚定支持中，有些来自各个工会，许多工会是在过去三年里建立起来的；有些来自他曾任职过的一些军事派别；还有天主教教会，庇隆曾向它承诺，将会保留它的教育控制权和阻止离婚立法的权利。保守党、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城市实业家、中产阶级激进派们和一群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反对庇隆。然而，庇隆在1946年选举中的胜利是决定性的：　与1220822张支持反对党民主联盟——一个反庇隆主义的利益联盟——的选票相比，1479517张选票支持劳动党。庇隆的盟友们同样还在国会两院、省级行政职位、除了一个省级立法机关以外的所有省级立法机关的选举中获得全胜。
庇隆的上台与许多有利于自己的因素相关。在各个团体组成的一个广泛联盟的支持下，其中包括军方和天主教教会的人，他赢得了一场公正和公开的选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阿根廷能够从向同盟国出售的补给中获利，所以国库充盈。此外，和工业品比较起来，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上升。他的发展政策集中在扩大基础的工业化、加大各种社会福利公益、一定的财富再分配和宣传民族主义上。
庇隆通过颁布覆盖工人生活所有方面的法律继续推行他的亲劳工政策。实际工资和附加福利上升。在劳动和社会福利秘书处之下，庇隆建立起一个管理劳工事务的广泛网络。他渐渐地把劳工问题集中到“劳工和直接社会行动总体指南”（DGTASD）之下。劳资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的谈判、劳动法的执行、工会的注册和会费、工作场所的条件和雇主—工会冲突等，都在“劳工和直接社会行动总体指南”的权限之下。为了确保劳工顺从庇隆主义的政策，总工会（CGT）被赋予控制各个工会的垄断权。总工会是该国唯一认可的合法劳工联盟，其他希望得到合法认可的工会必须归入它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就像古典社团主义一样，总工会是庇隆用于把他的各项政策传达到劳工基层的工具。
庇隆的亲劳工政策是他促进工业化的经济规划的一部分。来自农业部门的利润被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民被迫把他们所有的大宗出口商品，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卖给一家政府机构——阿根廷生产和贸易协会（IAPI）。生产和贸易协会的如意算盘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收购，然后以最高价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这些商品，把盈利用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庇隆的工业规划试图扩大进口替代工业化。到最后，他把中央银行、铁路、电话、电力和天然气、城市交通服务收归国有。国家开始发展航空和钢铁工业。国有化的补偿金来自国库储备，这导致推进工业化的国有资金严重枯竭，难以支持轻工产品的工业化。结果，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从来没有真正起飞。与控制劳工的总工会相似，庇隆建立了代表工业家、商人和农民的经济联合总会（CGE）。
庇隆的政治风格无疑是民粹主义的，正如他继续把他的言行朝向工人阶级一样。与他的妻子埃娃·杜阿尔特·庇隆一道，庇隆力求抬升工薪阶层，摆脱他们历史上的二流地位。特别是埃维塔，她成为庇隆与人民之间有效的对话人。她自己的传记，强调她的私生子出身，她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外地小镇长大，她政治声誉的升起，是对数百万工人阶级和阿根廷穷人的一种鼓舞。埃娃·庇隆展现出一种富有魅力的风格，积极参加向工薪阶层和穷人分发社会福利基金的工作。
然而，庇隆的民粹主义有它威权主义的一面。在就职之后不久，他就把劳动党重新取名为庇隆主义党，以便巩固他自己的个人权力基础。他和他的盟友们开始清洗一切反对庇隆的阿根廷政客和社会人士，无论是思想独立的工会领袖还是报纸出版商。除了庇隆主义党以外，其他的各个政党均受到骚扰和打压。庇隆使用审查制度和赤裸裸的强制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由于庇隆夫妇把他们自己包围在亲属和朋友们中间，其中的不少人把靠近庇隆夫妇看成是寻求个人和物质利益的一张请柬，所以政治腐败泛滥。在许多方面，庇隆的威权主义与现代考迪罗的威权主义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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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到1949年，庇隆主义计划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阿根廷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尽管经济精英们对庇隆表示厌恶，但他们在他的再分配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蒙受多大损失。不管怎样，工业化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到了1950年，为了继续支持效率低下的各个国营行业和扩展的社会福利计划，国库正逐渐耗尽资金。当埃娃·庇隆1952年死于癌症时，庇隆踏上了下坡路。
面对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压力，庇隆甚至试图对社会采取更大的控制。尽管大众为他的妻子举行了一次次游行，但当天主教教会——庇隆早期的支持者之一——拒绝正式宣布她为圣徒时，他就公然抨击教会。接着，当教会开始组织与庇隆主义的各个工会竞争的各个基督教民主工会时，牧师挑起了一场对抗。庇隆继续进攻，禁止宗教游行，驱逐神职人员。街头冲突升级，直到最后，1955年6月16日夜晚，一些庇隆主义的狂热分子纵火点燃了闹市区的几座教堂，包括大教堂和大主教宅邸。其间，军队中反庇隆主义的反对派一直在不断壮大。虽然海军一直是抵抗的中心，但当时的陆军——庇隆的主要支持台柱之一——同样不听话了。在军事院校，军人的职业精神受到灌输庇隆主义政治的必修课的侮辱，鼓励下级军官和在役士兵加入庇隆主义党的政府新计划使得军官们担心他们自己的人会被鼓励起来暗中监视他们。由于天主教教会和军队中的一些重要派别联合起来反对庇隆，所以爱德华多·罗纳尔迪将军领导下的一场军事政变迫使庇隆1955年9月下台。庇隆最初在巴拉圭避难，最终去了西班牙。庇隆主义的第一次实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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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1955年留给阿根廷的遗产是扩大了争夺政治权力的各个集团的利益。庇隆主义党支持工会和工人阶级与农民精英、武装力量、城市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实业家争夺政治权力。他给国家留下的是一个负责国有化的各行各业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他给经济留下的是一座空空的国库和一个摇摇欲坠的工业基础。庇隆没有摧毁传统经济精英阶层的势力，他的政府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实力去控制他们的势力。相反，接下去的18年将会目睹挑战庇隆主义的种种尝试，无论哪种尝试，在付出了高昂的社会和政治代价之后，都难免失败。
流亡中的庇隆主义
从1955年到1973年的这段时间是政治和经济混乱的一个时期。1955年上台的军事政权试图通过取缔庇隆主义党和攻击曾是其大本营的各个工会，消除阿根廷社会的庇隆主义化。1958年，军方号召选举，但由于庇隆主义党被禁止推出候选人参选，所以激进公民联盟领导下的当选文官政府未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1966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对结束庇隆主义几乎毫无作为，尤其是当庇隆流亡至西班牙并继续维护他的影响力的时候。1973年，军方号召选举，仍然禁止庇隆参选。为了破除对庇隆的禁令，深受他信任的秘书埃克托尔·坎波拉竞选总统。他胜利了，接着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他辞去职务，以便给庇隆重返总统一职铺平道路。然而，庇隆无法控制在他流亡期间出现的各种全异的力量。他立刻抛弃了蒙特内罗斯——一群运用城市游击战战术鼓动他归来的学生；已打下权力基础且不依赖庇隆的工会领袖们对他的各种意图小心翼翼；军方各层变得越来越担心他的古怪决策。1974年庇隆的死亡导致国内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他的遗孀伊莎贝尔虽然接管了政府，但却没有管理的能力。1976年3月26日，令大多数阿根廷人感到宽慰的是，伊莎贝尔·庇隆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剥夺了权力。
军方支持的恐怖活动
虽然1976年3月的政变也许与过去的一些军方干预有所不同，但它却预示着军政府统治的重新恢复。声称“国家重组进程”（El Proceso）为其天职的军政府，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表组成，陆军的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出任首脑，承诺军政府将结束政治混乱，使经济驶入稳定的轨道。打垮过去10年祸害阿根廷社会的游击队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着手解决阿根廷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按照军政府的说法，阿根廷的种种不幸超过了庇隆主义和不妥协的劳工运动的问题。在军政府看来，阿根廷的整个生活方式已受到的污染来自左翼颠覆活动，它导致整个社会被混乱和腐败撕裂。解决办法是采取一致行动，清除阿根廷的那些颠覆分子，重申阿根廷生活的“真正”价值观。军政府自称其座右铭之一是“传统、家庭和财产”，一句从极端保守的天主教组织主业会借来的口号，它受到军队内部一些人的欢迎。阿根廷天主教教会的领导层成为军政府的一支坚定的支持力量。
因2013年阿根廷红衣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戈格里奥当选为教皇，天主教教会在肮脏战争期间的作用受到新一轮的详细审查。一些指控坚称，作为那一时期全国耶稣会的首领，他同意绑架或许后来曾遭受折磨的两位神父。他还被控知道被监禁妇女所生的婴儿失踪的实情。虽然这两项指控遭到梵蒂冈的强烈否认，但它们暴露出肮脏战争在当代持续发酵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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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用过的各种手段如今闻名遐迩。一辆辆没有牌照的绿色福特猎鹰汽车，在由无明显特征的男人驾驶下，不等信号灯，驶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条街道，夜以继日地搜寻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特定个人。配备了先进且原始的酷刑工具的非法拘留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由于军政府的种种作为，阿根廷社会发现自己处在恐惧和恐怖的笼罩之下，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代表公民社会的所有团体（政党、工会、公民社团）受到压制，它们的领导转入地下。
虽然阿根廷的各个社会阶层无不受到这场反颠覆战争的影响，但遭受打击最深的是工人阶级、学生、劳工积极分子和城市的专业人员。短语“失踪者”已进入阿根廷词典，意思是被幕后黑手抓走的人。大多数失踪者从未被找到（估计1976年到1983年的这段时间，总共有3万人因这种方式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一些万人坑挤满了无数的骷髅，骷髅表明了暴力死亡的种种迹象，例如弹孔、被打坏的颅骨和被折断的骨头，万人坑在今天的阿根廷仍然时不时地被发现。除了受到折磨后被埋在万人坑中的受害者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在火炉中，其他人则被扔进拉普拉塔河，希望他们的遗体能被鲨鱼吃掉，然而一些残骸最终却出现在该河的两岸。那些失踪者中有些是孕妇。据估计，大约有400名婴儿为关押中的妇女所生，她们在分娩后随即被杀。这些婴儿被军人家庭收养或被卖到黑市。这些失踪者的孩子们的下落继续成为当代阿根廷的一个议题。
虽然阿根廷社会的各个阶层无不遭到压制，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群孩子失踪的妇女组织起来，公然反抗军政府的政策。始于1977年的“五月广场母亲”的活动引发了国际媒体的想象力，当时，几个勇敢的妇女决定公开示威，反对军政府的高压政策。这些母亲头上覆盖着白色的围巾，手里举着贴有她们失踪孩子照片的牌子，她们一周一次围绕五月广场游行，引起人们对军政府践踏人权行为的关注。虽然这一群人中最初的几位发起人已经主动消失了，但这一群体却坚持下来，成为确保一旦军政府失去权力它践踏人权的行为不会被忽视的一种重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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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的部分动机出于军政府的经济优先考虑。在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指引下，阿根廷的经济体制将要进行重组，以便促进发展、竞争力和全球一体化。为了治理因过多的国家干预和各个工会的影响而遭殃的经济问题，各个工会必须被驯服，国有的各行各业必须被私有化。通过这些方式，外国投资或许会受到吸引，从而重启阿根廷的经济。
军政府袭击了中央劳工联盟和总工会，把许多著名的劳工领袖投入监狱。工厂的各个楼层被强迫工人工作的军人占领。工会的活动被取缔，工会的选举被军方打断，工会会费的控制权回归政府。隶属工会的工人的命运也因军政府的各种自由市场政策而变坏，这些政策导致各个低效的国有行业关闭，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
这些政策的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计划中的经济增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控制，到了1980年，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由于经济形势出现下转，军政府开始寻找维持权力的种种办法。1981年，魏地拉将军把权力移交给罗伯托·维奥拉将军，接着后者在年终被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取代。到了此刻，阿根廷的各个人权团体和各个新的激进工会开始鼓动反对军事政权。为了消除国内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加尔铁里把阿根廷推进了考虑不周的境地，开始与英国争夺福克兰群岛或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阿根廷人对南大西洋中一组岛屿的称呼——的控制权，希望激化与英国的长期冲突将会点燃民族主义情绪，重振阿根廷人对政府的信心。加尔铁里没有料到的是英国的反应：　为了夺回这一群岛，它派出了自己的著名海军舰队和皇家空军。阿根廷的失败导致军政府匆匆忙忙退出了政治权力的舞台。
向民主过渡
在阿根廷的政治史上，1983年12月劳尔·阿方辛当选为总统是一个转折性事件。在一场自由竞争的选举中，庇隆主义的候选人第一次落选。人民对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此人曾在军人政权下遭到监禁——的偏爱传递的信号是：　对阿根廷的政治新起点——一种彻底抛弃昔日威权主义政体的政治——的一种渴望。在竞选活动期间，阿方辛发誓要让“国家重组进程”中的高级军官们因为践踏人权而接受审判，这是一个一旦当选就要兑现的诺言。阿方辛任命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其名为《永不重演》的报告被用作1985年进行审判的根据，当时，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证明践踏人权的种种行为达到了何种程度。魏地拉将军被判终身监禁，其他军政府领导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由于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灾难性表现而名誉扫地的军方几乎没有求助对象。不过，当法院和检察官开始起诉低级军官时，军事叛乱发生了。1987年和1988年发生了三次这样的叛乱，这些事件导致了对人权诉讼案的限制。一部“完全停止”的法律被颁布实施，它限定在此期间何种案件可以诉诸法律，但暂停对军事人员的起诉。然后，一部“正当服从”的法律免除了对那些据说只是执行命令的人的起诉。各个人权组织，包括“五月广场母亲”，强烈反对这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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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阿方辛和他的团队启动了多项策略，以便遏制疯狂的通货膨胀，1985年通货膨胀的年率已达6?900%。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奥斯特拉尔计划”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它包括工资和价格冻结、削减开支和提高公共事业费率。尽管该计划见到了一些最初的成果，但阿方辛未能坚持到底，于是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寄希望于“奥斯特拉尔计划”的种种努力毫无结果，在1987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公民联盟的候选人被庇隆主义候选人彻底击败。两年之后，由于阿方辛的政府没有能力应对经济危机，于是他自己提前结束了任期。1989年6月在他辞职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再次飙上4.900%，国内生产总值萎缩，实际收入下降，外债达到创纪录的633.314亿美元。
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
卡洛斯·梅内姆，拉里奥哈省省长，以守旧的庇隆主义考迪罗身份参加1989年的总统选举，承诺将是下层社会的捍卫者，但一旦就职，他就转变了自己的立场，以免落得阿方辛那样的下场。与民粹主义经济学相反，他欣然接受非常合乎规范的新自由主义的准则，大力促进外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为了防止政府的开支超出预算限度，比索被限定与美元实行1比1的汇率，财政部获准只能根据中央银行有多少美元就印制多少比索。诸如所谓的“可兑换计划”措施，很快使通货膨胀率降到个位数，经济增长攀升到9%左右。然而，这些改革的社会成本高昂。数千名政府工作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就像阿根廷各个低效行业的工人的遭遇一样。长期受到竞争保护的本土企业要么被外国人收购，要么被并入阿根廷的联合大企业。大约1/3的经济活动人口被官方归类为生活在贫困之中。梅内姆以这种方式重新书写了阿根廷经济的争议条款。
在彻底改革经济的同时，梅内姆在其他方面的治理风格与庇隆主义的考迪罗主义的各个方面不无相似之处。在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的过程中，梅内姆试图改变阿根廷的许多制度安排。他把最高法院原来的5名成员扩大为9名，开始把他的盟友塞进最高法院。在军方的施压下，他批准赦免了被判有罪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尽管这些举动使梅内姆能够成功地把军队的规模从大约10万人缩减到大约2万人，但这些举动也给他增添了人权组织的敌意。他成功制定了严重削弱劳工运动的立法，包括取消集体谈判、授权雇主在雇用和解雇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打破工会对社会福利基金的控制。也许梅内姆最重要的政治花招是要让宪法得到修订，允许他连任。1994年，宪法被改变，取代6年任期且只能一届的是，允许一届总统的任期为4年，但可以连选连任。
梅内姆在控制经济形势和推进各种改革方面的旗开得胜意味着他轻而易举就赢得了1995年的连任。不过，他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丑闻（许多涉及出售各个国有行业的企业）和政治腐败的指控的困扰。此外，梅内姆与妻子的高调离婚，他与电影明星和名人交往的爱好，他把家属当作对任何人都不负责的政治顾问，这些都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名誉。当经济形势开始转向并走下坡路时，梅内姆的政治命运也同样如此。
1999年的选举终于使庇隆主义再遭败仗，这次是败在激进公民联盟与国家团结阵线（FrePaso）组成的联盟手下，后者是1994年建立的一个政党，由不满庇隆主义的人和中间偏左的政党分子组成。激进公民联盟的党首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凭借其竞选纲领当选：　他承诺结束政治腐败和解除数百万阿根廷人的困苦，这些人的经济生活因20世纪90年代的各项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被破坏。然而，激进公民联盟与国家团结阵线在政治上的各种分歧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和德拉鲁阿联盟内部的不稳定，所以它们之间的结盟是短暂的。激进公民联盟的经济政策未能制止经济生产率越来越严重的下滑和贫困率的上升。
到2001年年底为止，政治和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德拉鲁阿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将阿根廷推入自从军人统治时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两周时间内，一连三位总统换任，三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庇隆主义政治家爱德华多·杜阿尔德担任这一职务直到2003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