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饮格鲁吉亚

作者：Tara Isabella Burton  图/Massimo Bassano  翻译/戴舒华

作者介绍：这是Tara Isabella Burton 为美国《国家地理· 旅行者》所写的第一篇稿件。她最近完成一部讲述格鲁吉亚的小说《吃蛇人》。摄影师MassimoBassano 常年为本刊供图。

导语：从活力四射的首都第比利斯到高加索偏远山村，深入这片不为外界所知的土地。也许你会觉得惊讶、混乱，但当你被邀请前往当地人的葡萄酒的盛宴时，你已经真正成为家庭一员。

　　餐桌上是传统宴席萨普拉（Supra），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以此为中心展开。一只腌制和炖煮过的猪头在木屑上瞪视着我们，一瓶瓶浸泡着松果的威士忌酒比桌上的盘子还要多。

　　据说这个只有200人居住的乌树故里（Ushgali）社区是欧洲保存历史最完整的村庄。传统在这里至高无上。当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在连绵几个世纪的外族入侵下（俄罗斯、土耳其、波斯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变得面目全非时，这个名叫斯瓦涅季（Svaneti）的山地省份因其偏远孤立而保持了神秘气息。人们将其视为“原汁原味的”格鲁吉亚：永远不随时代改变。

　　招待我们的主人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他们在乌树故里经营一间名叫恰扎西（Chajashi）的小型家庭旅馆。两人经常操着口音浓重的方言向对方大喊大叫，让我们陷入半混乱状态。

　　我的朋友吉奥尔吉（Giorgi）熟知斯凡语（一种南高加索语言，使用者主要是分布在格鲁吉亚西部斯瓦涅季地区的斯凡人），但连他都听得云里雾里。我问他，那两人在吵什么，“他们没吵架，”他耸耸肩说，“这就是斯凡人的说话方式。”

　　吉奥尔吉将在席间行祝酒词。但这不是什么特殊荣誉，因为只有男傧相和高级牧师的祝酒才是萨普拉宴上的重头戏。他们的发言次序和内容就像祷告文一样有严格规定，将每一次进行的萨普拉宴与几个世纪前举办的宴席融为一体。

　　家庭旅馆的主人，雅罗斯拉夫（Yaroslav）和他的妻子赖齐（Rezi，丈夫称她为“女巫赖齐”）以前从未见过我们。但这不要紧，吉奥尔吉是个斯凡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传统的血液。

　　吉奥尔吉不安地咽着口水，请求圣玛丽保佑所有人。女巫赖齐立刻发出哀叹。她叫道，圣玛丽只保佑女性，圣乔治才保佑男性，你到底在第比利斯大学里干些什么，竟然忘记最基本的教义?

　　她带着怒火猛切西红柿。吉奥尔吉翻了下白眼。“这里就是这样。”他抱怨说，还不如装成游客，免得承受这些指责，好像他是个没心没肺的浪荡子。

　　雅罗斯拉夫接着行祝酒词，嗓音洪亮，富有韵律——我们为传统干杯，为家人干杯，为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历史干杯，为吉奥尔吉的斯凡人血统干杯。我们为格鲁吉亚干杯：祝它永远繁荣，永不改变。

　　雅罗斯拉夫的格鲁吉亚也许从未改变，但吉奥尔吉已经完全变了。

　　当我第一次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遇到吉奥尔吉时，他穿着窄腿牛仔裤和条纹T 恤，长发在脑后束成一条马尾。他是地地道道的第比利斯嬉皮士，出生于乌树故里的养猪农场，如今却在都市中的潜水酒吧当DJ，以酒吧为家。“我小的时候，”他告诉我，“人们总说我是撒旦崇拜者，因为我喜欢摇滚乐。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里。”他说邻居们都把猫给锁在家里，传说猫和撒旦一起制造灵异事件。

　　在充满艺术气息、混乱而活力十足的第比利斯，吉奥尔吉不再受到传统的限制。他终于可以做自己了。这座城市欢迎新事物——也许有点欢迎过头。

　　曾经有3年时间，我住在第比利斯旧城区的一间花园平房里，从事自由职业，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后来，我勉为其难地去英国念了硕士，但格鲁吉亚人有句老话：只要你的身体里流淌着格鲁吉亚的血液，你就永远不会远离。所以现在，我又回来了，试图发掘那些让我魂牵梦绕的东西。迷宫般的新艺术古典宅邸、鲜花盛开的阳台，那些曾让我一见钟情的城市元素已经在一夜之间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海外投资浪潮，开发得风格激进的建筑项目。一条崭新的索道缆车载着游客直达纳里卡拉（Narikala）古堡遗址；一座玻璃墙壁的赌场在库那（Kura）河畔赫然伫立，液晶显示屏在河水中发出不可思议的光芒；美丹（Meidan）广场曾是铁匠和手工艺人的家园，如今林立着最时髦的酒吧。

　　在第比利斯住了很多年后，我以为自己已经对改变见怪不怪：艺术画廊拔地而起；地下咖啡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街道不断整修，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它们最初通向何方。但仅仅离开一年后，这座城市令人炫目的混乱已让我瞠目结舌。

　　最初我怀疑，格鲁吉亚是否变得太快了，让我跟不上节奏。一年前的时尚之地，如今却聚集着吉奥尔吉口中的“那帮格鲁吉亚人”，即坚持传统者、民族主义者和反同性恋者。艺术家和人权主义者纷纷迁往他处。

　　吉奥尔吉带我来到一家自称为“国际”的酒吧卡努杜斯（Canudos）。这家酒吧坐落于丽笙酒店旁，古怪地与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为邻。门前的小花园以一座苏维埃风格的喷泉为中心，四周插满佛教徒许愿旗、破损吊床，还有看起来似乎像《星球大战》人物的机器人。广播里正在播放格鲁吉亚电子朋克乐队“功夫迷”（Kung Fu Junkie）的音乐，吉奥尔吉咯咯笑着对我说：“他们是我朋友。”

　　一个年轻人冲进来，朝空中挥舞着手枪。瞬间，我们都安静下来。十年前的回忆涌上心头——那时格鲁吉亚充斥着流氓和恶棍，无法无天。然而，转眼这里的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个年轻人的朋友像演戏一样模仿死亡。“这当然是假的，”吉奥尔吉说，我感到害怕的样子让他不可置信，“他们在玩游戏。”

　　音乐声更大了。猫咪仍在四处走动。“这地方越来越主流了。”吉奥尔吉叹了口气说。

　　吉奥尔吉心目中的第比利斯应该永远站在时尚潮头。但当我在19 世纪的Sololaki 街区后巷中徜徉时，我发现了最初打动我的美丽和历史。一些我一直喜爱的建筑已经惨遭拆除，让位给新工程，比如Gudiashvili 广场上的著名蓝房子，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一度寓居于此。但另一些保留下来，成为记忆中的珍贵坐标：位于犹太区（Jewish Quarter）的砖砌“美人鱼楼”，铁质阳台呈现出鱼尾造型；Lado Asatiani 街道上的黄色土耳其宫殿，四周环绕着石榴树；在Abanotubani 的阿塞拜疆穆斯林社区，伫立着砖砌公共澡堂。每一座房子都是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见证了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如何一批批来到这里，将这里变成自己的家。

　　土耳其宫殿对面，一个老人正在监督一座新艺术公寓的装修。他告诉我，他正在将一楼房间改造成一间高级咖啡馆，向有品位的第比利斯人出售“高级货”。

　　他说，这个地方对他有特殊意义。读大学时，他在这里拥有一间自住公寓。这在当时很少见，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会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这个公寓让他变得很受欢迎，他说着，向我眨眨眼。他在德国旅居很多年，现在打算回归格鲁吉亚。

　　他无法抗拒这个国家的魅力。我对他说，我完全理解。但即使对吉奥尔吉来说，第比利斯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文化之根扎在深山中，在高加索的原始群峰间，由19 世纪的诗人们永久吟唱。比如著名诗人Alexander Kazbegi，毅然抛下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的悠闲生活，成为山中小镇Stepantsminda 的牧羊人。

　　斯瓦涅季以危险著称，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直到上世纪90 年代晚期，前往那个地区依然被视为愚蠢的行为。哪怕能活着驱车开完12 小时的危险山路，也还要面对拦路抢劫和黑恶帮派。本地人也不安全：大部分斯凡人的房屋上都矗立着用作防御的石塔，经过几个世纪的部落厮杀和血债血偿，塔身上伤痕累累。人们也许在歌曲中颂唱斯瓦涅季，但鲜有人造访。

　　吉奥尔吉提出，带我去那里。我们从第比利斯开车前往斯瓦涅季的文化驿站梅斯蒂亚（Mestia）。半路上，我们在格拉提（Gelati）修道院略作停留。

　　该院建于12 世纪，位于历史古城库塔伊（Kutaisi）近郊，四周环绕无花果树。格拉提以格鲁吉亚的“新耶路撒冷”著称，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在圣王David Agmashenebeli的统治下，最杰出的诗人、画家和哲学家都居住和工作于此。

　　哪怕今天，这里也是格鲁吉亚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一场祷告开始了。我们身旁，妇女们点亮一盏盏蜡烛，向祷告者轻声呢喃。一位牧师唱起祷告文，声音刺耳，萦绕于庭。缭缭香烟中，拜占庭浮雕若隐若现。我惊讶地看到，吉奥尔吉在圣母玛利亚像前双膝跪地，亲吻基座。过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吉奥尔吉的信仰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这是我的国家，”他柔声说，“我的历史。”

　　到达梅斯蒂亚后，我发现，连斯瓦涅季都在改变。来自第比利斯的飞机停靠在钢筋玻璃机场；新兴滑雪度假村市场成为格鲁吉亚精英人士的休闲之地。从梅斯蒂亚中央广场远眺，山峦景色隐没在一间全新的瑞士农舍风格酒店后。补助基金、海外投资，加上政府大力推动斯瓦涅季变成“格鲁吉亚的瑞典”计划，让一直笼罩神秘光环的梅斯蒂亚沾上了好莱坞外景地的味道。吉奥尔吉扮了个鬼脸：“我恨这个味道。”

　　连吉奥尔吉的童年玩具都陈列在了玻璃窗后。小时候，他与当地民俗博物馆馆长的儿子是铁哥们儿，常常到对方家里玩一下午。那时，博物馆在窘境中摇摇欲坠，馆中收藏的斯凡族古老武器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阁楼贮藏箱里。他们一起偷偷钻进盔甲中，用货真价实的中世纪刀剑互相打闹，打发暑假时光。

　　经过多年整修后，博物馆在最近重新开张。锁子甲、切尔克斯剑、雕刻着迷你酒壶图案的金色盾牌，如今都被精心安置在恒温展览柜中，旁边放置着英语解说牌，保安不时来回巡逻。

　　“变得真严格啊，”吉奥尔吉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察觉到，格鲁吉亚的一些旧风俗也许让吉奥尔吉不快，但另一些新变化让他更加烦扰不安。

　　吉奥尔吉的亲戚们遍布各地。落脚梅斯蒂亚的那晚，我们和他的祖母、母亲、阿姨、三个小姐妹、十几只鸡、两只猫和一只狗共享一个杂草丛生的庭院。很快，我们又决定前往附近的小村勒塔尼（Latali），因为吉奥尔吉想起他有一帮多年未见的亲戚住在那里。那是他祖母的姐妹，名叫马里科（Mariko）。

　　她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住在主干道旁的一间农场。出发前，他给马里科打了电话。当我们到达时，不出几分钟，一块可口的肉饼就已经在炉子上滋滋作响。吉奥尔吉提醒我，这是格鲁吉亚人的待客之道。马里科说，我们在这天来真是太好了。前一天正好是圣玛丽日，格鲁吉亚的所有家庭都去墓园祭拜逝者，与他们共享格鲁吉亚传统盛宴萨普拉。

　　勒塔尼的墓园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当吉奥尔吉带着我爬上一条泥泞小路，前往建于12 世纪的大天使（Archangel）教堂时，我停下脚步，注视着一块块墓碑。大多数都是男性，非常年轻：有的死于1992 年至1993 年间的阿布哈兹（Abkhazia，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地区）战争，有的死于部落间厮斗，有的死于车祸（这里的山路崎岖不平，极易发生事故）。

　　这个小村曾经是著名的宗教圣地，几乎每家破破烂烂的农舍里都有一两座珍贵的圣像，由家族成员世世代代守护。连当地博物馆馆长都无法说服他们出售这些雕塑。“他们宁愿把家人给卖了，”吉奥尔吉说，“也不会卖这些雕像。”

　　次日，我们继续挺进乌树故里的深山。等待我们的是雅罗斯拉夫、女巫赖齐、他们的家宴萨普拉和祝酒词。在3 个小时的行驶中，我们穿过野花丛、汩汩清泉和林木茂密的陡坡。那个坡道高得让人不敢相信，我在坡顶瞥见远处覆盖积雪的什哈拉（Shkhara）山峰，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矮子。临近傍晚，夕阳洒在裸露地面的岩石上，湿润的草叶发出金色光芒。乌云在山谷另一侧洒下阴影，四驱越野车最终停靠在雅罗斯拉夫的家庭旅社门前，我们也顺势换乘更原始的交通工具：雅罗斯拉夫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两匹精瘦的乌树故里马。

　　骑上马，我跟着吉奥尔吉拐上窄路。一群小猪互相追逐，咬彼此的脚后跟。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狗发出一阵阵吠叫。离开街道后，马匹更加自由，在长满野花的斜坡上慢跑起来。第比利斯的多年生活没有消磨吉奥尔吉的本能，他和马匹融为一体，径直冲进宽广山谷。茫茫路上，不见他人。

　　“我爱这种感觉。”吉奥尔吉说。当他还是个少年，他“像所有年轻的格鲁吉亚人一样”，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离开这块土地去追寻快乐。但现在，他梦想有一天能在斯瓦涅季郊区盖一座木房子，与大自然比邻而居。

　　毕竟，他说，这里是家。

　　回到第比利斯，就在我即将离开的前一晚，吉奥尔吉和我在四轮马车（Phaetoni）餐厅享受了最后一场萨普拉宴席。这家餐厅以晚间民族舞蹈闻名。吉奥尔吉穿着条纹品牌T 恤和牛仔裤出现。我的一个老朋友阿纳（Ana）也很快加入我们，她刚刚结束海外留学，回到这里。

　　阿纳和吉奥尔吉通过比较他们经常光顾的酒吧和参加的公益集会来判断对方是否投缘。他们对萨普拉文化都怀有困惑的感情。他们说，萨普拉宴席是陈旧的、过时的，祝酒词过于刻板，充满套话，因而显得不够真诚。他们宁愿和朋友一起轻松地喝酒，也不愿意因为向圣玛丽而不是圣乔治祝酒而遭到责骂。

　　但是当一盘盘美食端上桌，葡萄酒盛满杯，音乐家们敲响民俗歌曲《Lertsamisa Khesao》的第一个音符，舞者们穿着黑色纱裙踱上舞台……两人的愤世嫉俗戛然而止。精心设计的舞蹈渐趋激烈，带有越来越多的高难度杂技表演，最后演变成手持长剑和盾牌决斗的狂野舞姿——这是山地住民创造的传统芭蕾双人舞。

　　人们开始随着音乐拍手，阿纳和吉奥尔吉也拍起手来。

　　“你知道吗？”当音乐家开始演奏另一首著名的西格鲁吉亚歌曲时，吉奥尔吉说，“我曾经想创作这支歌的电子乐版本。”

　　我们直接用手抓饭，一次次倒满酒杯。一桌欢宴者和我们分享生日蛋糕，一个邻近的亚美尼亚家庭唱起前苏联流行曲。

　　这不是女巫赖齐的萨普拉宴，也不是圣玛丽日的墓园萨普拉宴。我们不需要牧师，也不需要祝酒词。我们不需要向圣玛丽或圣乔治祝酒。我们讲英语。我们穿着欧洲时装。我们不需要代替逝者小口喝下葡萄酒。但当我们饮酒、唱歌、干杯、欢呼时，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盛宴。在摇摇欲坠的传统篱笆外面，新的生命在萌发，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身为一个格鲁吉亚人，哪怕不再传统，也是货真价实的格鲁吉亚人。

admin应该是旅游达人了吧？都去过哪些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