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人-哈布斯堡王朝下的波希米亚人历史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久，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针就发生了新的变化，1879年8月成立塔费内阁，其国内政策保守而持久，主张对斯拉夫人友好，外交方面则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塔费本人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封建的“波希米亚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捷克人或德意志人，他首先是皇帝的心腹和忠顺的大臣，他本人这样限定自己的位置：“我不属于任何一党，亦非某党的大臣。我是皇上任命的大臣，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皇帝的大臣。对我而言，皇帝的意志必须而且将会是决定性的。”但是，作为政治家，他得到的评价应当高于德意志民族主义或自由派愿意给予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家，与无视原则但又相当笨拙的弗朗茨‘约瑟夫相比，尽管他也作些微小的让步，但还是设法维护原则性的东西。

他的政府是个联合政府，以“铁环”见称，他对皇帝的忠诚吸引了同样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奥地利人，大地产所有者和曾经与德意志自由派并肩作战的波兰人只要自己的特权不受影响就会顺从皇帝的意愿，故而他们也支持塔费，另外，塔费还得到了反感自由派中央集反教权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天主教（罗马）农民的支持。塔费同情境内的斯拉夫人，不让任何民族处于支配性地位，以达到民族和解：“在奥地利，不许排挤任何人。”在内莱塔尼亚，民族问题突出表现在捷克人身上。自1871年捷克人实行不妥协政策以来，事态的变化已经使里格尔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捷克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879年，斯美塔那《我的祖国》表达捷克人自己的声音，另一位波希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以《摩拉维亚二重唱》及钢琴二重奏《斯拉夫舞曲》赢得世界瞩目及承认，清新可喜的捷克特色被融入浪漫派音乐语言，捷克人自豪地将这两位民族音乐家与勃拉姆斯、瓦格纳的成就相提并论。1881年捷克民族剧院建成，其资金来源于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捷克民众。新的捷克中产阶级对里格尔的贵族联盟无动于衷，更无视其“历史”纲领，的确，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已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捷克民族，毋须借助基于虚幻的权利。老的捷克贵族不愿意受到官僚制约束，要求实现波希米亚自治，新一代捷克人只希望官僚体制由捷克人代替德意志人，为此他们涌入维也纳等候良机。里格尔不得不放弃强硬而一无所获的抵制策略，他曾在1878年提出一项温和得多的民族法令，在选举制度、地方权利等方面提出权利要求，作为交换，捷克议员将重返议会。

塔费最终完成了捷克人的策略性转变。上台伊始，他就说服了捷克议员前来维也纳并最后参加议会的工作。作为回报，他颁发了语言法令，允许在波希米亚的行政事务和诉讼事务中既可使用德语也可使用捷克语（即所谓“对外用语”，而“内部用语”即官员之间的联络语言则一定得是德语）；推进选举民主化，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要求，选民的最低纳税能力从10个弗罗林降至5个弗罗林，这样就得到了虔诚的德意志农民、捷克农民和小店主们的支持；意义尤其重大的是，1882年，布拉格大学分为两个单独的学府，一个用德语，一个用捷克语，捷克人从此可以进入自己民族的高等学校深造，捷克语大学兼以成为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波兰人不包括在内，他们的学术中心在克拉科夫）的智识源泉，那些高尚而睿智的教授们保证了这所大学在精神上虽然是捷克式的，学术上却绝对不会是狭隘的沙文主义。

具有浓厚沙文主义特色的是匈牙利王国。自1867年以来，解放农奴所得到的补偿和应用新的耕作技术使原来的大地产所有者转变成独立的大农业资本家，普通的马扎尔乡绅阶层步入官僚体系，因而要依附于国家体制而存在，这就使乡绅阶层既需要哈布斯堡君主国以保持匈牙利的大国地位，又希望哈布斯堡王朝少干涉匈牙利事务，为了保证自己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特权，他们倒宁愿丧失空洞的自由。

蒂萨家族在变化了的圣斯特凡的王国里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来自德布勒森的乡绅和加尔文派教徒，其信仰使他们对自己使命的正义性质具有强烈的自信。蒂萨家的卡尔曼创建和领导了匈牙利自由党，决心维护奥匈协议和财政改革，从1875年到1890年，卡尔曼作为首相控制着这个王国。基本上可说蒂萨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忠实臣子，特别在外交领域。但是在布达佩斯的议会中，拒不合作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不断指责和攻击蒂萨。科苏特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民族主义情感已被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种种苦涩记忆引发为灼人的火焰。虽然蒂萨受到科苏特分子的指责，但他自己却确信马扎尔文明的优越性，决心使境内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在执政期间强烈地推行马扎尔化，即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用马扎尔语授课，内匈牙利的全部铁路工人和邮政职员须讲马扎尔语，而不说德语或其他任何从属民族的语言。蒂萨甚至不承认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斯拉夫人在匈牙利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存在，所有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社会团体被查封，当一位塞尔维亚议员质问政府为何没收斯洛伐克族人民缴纳的用于文化目的的基金时，蒂萨回答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洛伐克民族。”对要求向非马扎尔人讲授其民族历史的人，蒂萨认为，那些居住在匈牙利而非马扎尔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史”。

克罗地亚与政府间的宪法关系有所不同。1868年实施“纳果达”协议以后，萨格勒布时常发生骚动，为了表示安抚，匈牙利政府同意任命一位杰出的克罗地亚学者和诗人马朱兰尼奇为巴昂，但是由于下级官员行为不当，加之赋税沉重，选举不公，萨格勒布人再度发生骚动。蒂萨以强硬手段实施弹压，并任命自己的一位亲戚、在克罗地亚拥有大庄园的库恩一海代尔沃里为巴昂，后者在20年间鼓动受人鄙视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对克罗地亚人，引导克罗地亚人把民族敌意的矛头对准塞尔维亚人而不是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而克罗地亚的新闻、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任何爱国主义倾向都受到严格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