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尔人的历史-多瑙河平原上的民族

弗朗茨·约瑟夫一旦得到他最看重的外交与国防权力，就不计较太多了，被他抛弃的其他民族只得再去与马扎尔人达成和解。无意之中，他和博伊斯特作茧自缚，君主将无法采取满足任何另一集团的政治要求的行动。

马扎尔人从这份协定中得到的好处使奥匈成为一个不平衡的二元体制：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是一元化的，其精神主要是马扎尔式的，“帝国领土”则是一种没有头绪的联邦制，地方议会保留有广泛的权力，虽然不足以与朝廷的中央集权趋势相抗衡，却也不会酝酿出来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声音。所以，协定产生了一种“过滤”效果，即匈牙利成了一个意志统一、行动有力的政治单元，原有的民族矛盾被过滤之后留在了帝国非匈牙利部分，各个民族都在要求自己的权利，哈布斯堡王朝又缺乏满足这些要求的政治资源，无法成为不同政治集团的粘合剂。因此，非匈牙利部分成了一个剩余概念，不仅没有共同的名称，而且没有共同的声音。

由于达成了与马扎尔人的和解，弗朗茨·约瑟夫得以在布达佩斯举行一个隆重的加冕仪式，匈牙利人视若生命的神圣王冠将被授予这位皇帝兼国王。据说，公元1000年时的匈牙利国王史蒂芬皈依了基督教，从罗马带回来王冠和十字，作为他统治多瑙河平原的神圣权利的证据。在随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的附会给史蒂芬的王冠罩上了神圣和神秘的色彩，成为凝聚匈牙利人的共同信仰。在承受着来自东欧与西欧的无时或止的政治风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王冠是民族团结、政治统一的内在的象征。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为了要抵抗普鲁士的觊觎的缘故，于1741年加冕为匈牙利女王。经历了约瑟夫二世的中央集权的努力之后，同样精心设计的仪式在1792年为女王的孙子弗朗茨皇帝举行过，1830年则轮到了斐迪南皇帝。1848年革命期间，科苏特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已经不再是匈牙利合法的统治者了。次年，在他面临失败、出逃国外之前'科苏特将王冠埋在奥萨瓦的一株桑树之下。就这样，圣克蒂芬王冠在多瑙河附近这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躺了3年。直到那时，奥地利官员设法从一个境况窘迫的流亡者买到情报，才使匈牙利人的圣物重见天日。

奥地利人把王冠作为战利品敬献给弗朗茨·约瑟夫，但是，当时在匈牙利人眼中，他的手接触到王冠的那一刹那，就已经亵渎了它。在没有加冕为王之前，王冠不属于他，尽管他一直把王冠放在维也纳的宫中。现在，弗朗茨·约瑟夫已经接受了作为匈牙利国王的诸种特权与义务。安德拉西决定给予神圣王冠以特别的尊贵地位，以强调匈牙利人的传统，以抵消弗朗茨·约瑟夫与王冠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令人不快的往事的影响。还在匈牙利议会批准协定之前两个月，弗朗茨·约瑟夫就被告知，加冕日期定在1867年6月8日，正是气候宜人的初夏。他还发现，鉴于茜茜一贯对马扎尔人持有一种浪漫的热情，并且在奥匈协定的达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衷心热爱她的匈牙利人特地为她修改了加冕仪式，使她紧接着丈夫接受匈牙利王后之位。在这个时刻，谁还会想起茜茜曾经是那样一个无力摆脱内心紧张、受无名病症困扰的年轻女人呢？匈牙利人还记得茜茜对佩斯附近那所别墅所怀有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德拉西代表他们向弗朗茨·约瑟夫宣布，这所已有120年悠久历史的别墅将在修葺一新后作为人民的礼物呈送给国王及王后陛下。

和解的气氛与重建的热情使布达佩斯美丽的5月处处流淌着欢乐。直到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的后期，布达与佩斯还只是规模不大的市镇，不仅不能与巴洛克式的维也纳相提并论，甚至连普赖斯堡和德布勒森都比不上。18世纪后半期，布达与佩斯才进入飞速的发展期，其总人口从1787年至1848年增长了两倍，手艺人、工匠、劳工、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纷纷涌入，中产阶级、新近到来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工商业者聚集在一起，富有的希腊巨贾、德意志商人和政府高级官僚、上层知识分子则组成了更加“高尚”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