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家族历史 对抗俾斯麦政治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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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布仑官会谈和加斯泰因协议的经验使弗朗茨·约瑟夫再次确认，君主与君主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对抗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强人的有力武器。同样地，他自己也不需要有独立政治理念的大臣来主导朝政，他对自己的权威充满信心，甚至打算自行制订政策，仅仅在愿意的时候听一听顾问们的意见。因此，1864年10月，雷希贝格辞职，一位军官出身的贵族门斯多夫接任外交大臣之职，标志着奥地利外交政策放弃了任何原则，转而基于王朝的私利。

门斯多夫出身高贵，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侄子和英女王的表亲，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经历了大大小小22次战争，还曾在圣彼得堡寒气逼人的政治气氛中完成了外交任务，无可挑剔地显示出他是哈布斯堡王朝忠实而干练的军官和外交官。在人们眼中，他还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世家子弟，会为前来办事的下级亲自打开房门，彬彬有礼当中不失其落落大方。他看出奥地利的问题在于官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每一个民族有其独特文化、历史记忆与权利诉求，向任何一个民族的让步都意味着帝国统治结构的崩溃。但是，军官加贵族的身份使他颇为赞同强硬的中央权威，在决策上，他倾向于听从不管部大臣埃斯泰尔哈吉的意见。

遗憾的是，埃斯泰尔哈吉家族尽管在18世纪就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地主，其财富甚至超过他们支持的哈布斯堡家族，并且为匈牙利贡献了多位外交官、军官和艺术爱好者，但是这位埃斯泰尔哈吉却是一个绝望的保守主义者，坚信奥地利必将陷于失败的命运。因此，他既不为施默林的德意志自由主义所动，也不对雷希贝格的保守主义抱有希望；他像梅特涅一样认为奥地利没有力量，又像施瓦岑贝格那样奉行孤立政策。这位大臣与弗朗茨’约瑟夫有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以维护王朝的光荣与伟大为己任，又都相信无法作到这～点，从而对王朝的前途有一种悲剧性的伤感和英雄主义情绪；都相信奥地利的敌人拥有无法抵御的强大力量，却都拒绝与其中的任何一个谈判以获得主动。埃斯特哈吉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影响力使匈牙利老保守派在宫廷中重新得势，这对施默林造成了威胁。

施默林的德意志支持者也在1864年底离弃了他。他们最初将施默林奉为“宪法之父”，希望他在任期间能够弥补《二月特许令》的不足。渐渐地，他们发现，施默林对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原则殊无兴致，甚至将咨政院中的激烈争论视作政府运作过程中的绊脚石。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如他们所愿带上自由主义色彩，他们自己反而羁绊于咨政院里表面上的多数派地位，没有办法与其他民族获得和解，赢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对施默林失望之余，他们变得像1848年激进分子那样，为了获得德意志人在帝国其他部分的主导权力，必须付出承认马扎尔人特殊地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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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默林前途黯淡，戴阿克的机会便来了。1861年以来的4年间，戴阿克一直在他的乡间寓所过着宁静的隐居生活。有趣的是，在他离开名利场期间，声誉却不断上升。因为对意大利人和拿破仑三世结盟的前途丧失了希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科苏特放弃了发动一场新的暴力革命的计划，但他的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中欧，因此转而试图号召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建立所谓莱茵邦联。这样的计划反而损害了科苏特的声誉，匈牙利人在多次的交锋中积累的政治直觉和自我定位使他们既不接受与斯拉夫人合作，也不愿意让哈布斯堡王朝彻底消失而承担民族冲突的某些风险。因此，人们往昔给科苏特多少信任与崇敬，现在又转给戴阿克多少。只不过民心有时也如维也纳的风一样，变幻莫测，难以逆料。在一个大众力量崛起的年代，政治人物不仅要表现出来他的能力，更要能够控制善变的民心，或者威慑，或者引诱，俾斯麦可谓个中高手。戴阿克则凭借其冷静干练、品德高尚给一个历经风波的民族指出了一条奋斗之途，他完全配得上人民赋予他的热情。在埃斯泰尔哈吉的怂恿下，弗朗茨·约瑟夫曾在1864年底与戴阿克秘密接触过，凭借当政16年的经验，他立即发现了戴阿克罕见的政治才干。后者坦率地表明，他要在匈牙利建立一种后来被称为“地方自治”的体制。次年春天，戴阿克发表文章，提出妥协的方案，即在承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权的前提下，恢复宪法，使匈牙利依法享有特殊地位。

戴阿克的文章透露出某些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弗朗茨·约瑟夫只想保持帝国不受损害，对帝国的伟大建立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上并不在乎。戴阿克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前往布达佩斯作短暂访问，第一次作为匈牙利国王而不是奥地利皇帝，宣布将满足匈牙利人的合法要求。把一个君主国变成一个二元制国家的前景几乎遭到了所有政治集团的反对。特别是捷克人，帕拉茨基出版了《奥地利国家的设想》，主张实行各民族的政治平等。弗朗茨·约瑟夫于是又向捷克人允诺要加冕为波希米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