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起义

另一方面，右派在西班牙中部地区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因为那里大片的产麦地区点缀着城镇，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城镇居民和神父们都享有同样的恐惧和仇恨，把左派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先兆。这时，右派在政治上已经分裂，选举结果是塞达党获得议会多数，使得扭转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的改革举措的策略成了泡影。

不仅仅是乡村的罢工和骚乱，开始入侵西班牙的危机气氛是右派通过民间的混乱动摇共和国稳定的尝试。城市街道上左派和优派之间的冲突，在双方日益升级的互相揭丑的措辞下于1936年春天倍增。军方长期以来发动一场政变的准备也日益成熟。由于意识到这些计划，政府把那些他们怀疑的密谋者移到遥远的据点。佛朗哥即使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参加造反的阴谋，也被迁到了最遥远的指挥所——加那利群岛。在这些阴谋家内部，他持续的犹豫给他赢得了“加那利群岛小姐”的昵称。7月13日，卡尔沃·索特洛被暗杀给政变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导火线。7月17日，由于错误地相信共和国可以被轻易地推翻，非洲的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起义，第二天完全被西班牙的卫戍部队扑灭。军事政变的失败导致了迁延日久的、血腥的内战。

内战

掌握在反叛者手中的地区大体上复制了1936年选举的投票类型。经过了在某些城市激烈的战斗之后，尽管工人们以很少的武器顽强抵抗，西班牙中部、西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是被叛军占据。共和国占据了大部分的北部海岸（虽然与共和国控制的其余区域之间被隔开）和所有的东部、中东部（包括首都马德里）、部分南部海岸。由于由极少的武器武装的工人们的抵抗，最重要的是，共和国在几次未遂政变之后生存了下来。假如政府和地方的代表准备好武装共和国的民间支持者的话，更多的城市本来可以被保留下来。他们这样做较为勉强，显示他们对革命的害怕同他们对反革命的害怕一样，即使他们害怕革命不甚于反革命。

尽管如此，内战中效忠的人群在地图上的分布，并不必然与个人或社会群体效忠的方向相符合。在那些被叛军通过军事行动或欺骗攻陷的城市里，大量的共和国的支持者发现自己站错了队伍。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这两方之间不知所措，这两方或那些没有强烈感情非得要一方或另一万的人，其效忠的对象取决于他们是处在内战爆发的哪一方。有些家庭以这种方式分裂了，兄弟之间还发生过文字上的争斗。内战爆发时，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在马德里，作为共和国事业坚定的支持者，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签订了一项宣言，支持政府和人民，“他带着可模仿的英雄主义正在为了自由而战”。突击队叛乱那天，他正好落在突击队手里，他的兄弟和伙伴诗人曼努埃尔·马查多正在布尔戈斯。他加入了由佛朗哥的姻兄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领导的知识分子叛乱队伍。后者在内战期间一直为突击队的事业做宣传。他的几篇诗歌献给了领导反对共和国的叛乱领袖。

有关战争的议题

战争在每一方那边都是为了不同但互相关联的议题而进行的。在反叛者的一边，从保卫传统秩序到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广泛的政治议题共同存在。由于缺乏共同限定的、就取代共和国之后采用何种制度的目标，反叛队伍围绕着许多基本的原则联合起来：恢复天主教会的角色、保卫领土完整、反对所谓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者的雄心、恢复秩序、回归精英霸权和摧毁用某个教士的话来说的“无神论的”民主。反叛者内部统一性的力量是天主教主义，保卫信仰是上帝和西班牙的职责。按照萨拉曼卡主教在9月30日的演讲中提到的“双城”，冲突是全球斗争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的土壤上，血腥的冲突正在两种生命观之间进行，两种准备好在地球上每个国家进行普遍冲突的势力：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该隐(Cain)的儿子，他们杀害那些培育了美德的人。”他继续说道：“战争采取了内战的外在形式，但实质上是一场十字军战役。”宗教和民族主义变得互相纠结，保卫宗教被看作反对反基督分子，保卫真正的西班牙。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