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首相

进步派的强人和这个世纪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家普里姆一普拉茨选立了萨伏依的阿马德奥(Amadeo)为国王，结果其本人却在国王1870年12月进入马德里的同时被暗杀。联合主义派冷淡地把他看作进步派的国王，当进步派与民主党政客纷争时，阿马德奥不能组建稳定的政府。1873年，他在绝望中退位。接下来的1873年第一共和国落入了混乱之中。高喊着“打倒埃坡厘特斯”(Downtheepaulettes)的士兵，拒绝遵从他们的长官。共和国的四个受人尊敬的总统不能遏制其中一个叫皮一马加尔的联邦主义理论家所说的“幼稚的热情”，行省主义的狂热分子等不及选举一个相关的议会，就要马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他们在安达卢西亚和勒万特的城镇，建立了自治的、独立的州。政治狂热暗含了一股原始的社会反叛的暗流。“我已经杀了蒙蒂利亚(Montilla)最富有的人”，一个小镇的狂热者宣称道，对于他来说，暴力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重新恢复了军事管制之后，帕维亚将军认为把社会和祖国从联邦共和国的狂热中挽救下来是“士兵和公民”的责任。一些枪声满足了解散议会的要求。由于在北方面临着重新发起的卡洛斯战争的威胁，联合的共和党未能重建“自由主义家族的和谐”秩序。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卡斯蒂略（1828-1897年）后来拥立伊莎贝拉的儿子，是未来的阿方索十二世的君主制复辟的设计师，他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实现的公民复辟。一个失去耐心的旅长借助1874年在萨贡托的一场经典的政变，恢复了君主制。卡诺瓦斯所称的职业军人精神的不幸利益再一次决定了西班牙的政治命运。

与1854年的革命类似，186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场政治的失败。这模糊了它的重要性。由狭隘的保守寡头政治所保持的天主教君主制，已经遭到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假想的挑战。后来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首相罗马诺内斯宣称，1869年宪法的自由主义的征服“再也不能被颠倒”。击败革命的海啸是以处于危险当中的教会的喊叫为基础的。女修道院被毁坏、焚烧，暴徒袭击教士。1869年宪法的宗教自由承认了“异端”。正如有关宪法的争论所揭示的，战线在开放、宽容的社会和天主教会之间展开，天主教信条在这里是对公民身份的考验。复辟的君主制及其1876年的宪法一直持续到1923年被一位将军推翻。它是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政治哲学的创造。作为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变和革命，注定要终结它们。1868年的光荣革命是伊莎贝拉女王一意孤行的政策和她的反动的宫廷造成的。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复辟的君主制必须包括所有接受1876年宪法的人士：进步派、悔改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包括前任共和国的总统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只要他们放弃革命，就会为他们提供合法的存在空间。

他设计稳定政府的秘诀是一个两党制的体系，这可以允许一个自由主义党和一个保守党在被称为和平交接中轮流执政。在1881-1885年，那些认为自己是九月革命的征服的继承人的群体组成了自由主义党，有能力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他们的首领“老牧羊人”（1827--1903年）领导下可供选择的党派领导的政府。萨加斯塔恢复了九月革命的某些自由——曾在1876年保守的秩序中丧失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1892年，革命的伟大凯旋——男性普遍选举权——成了法律。那时的西班牙就表面上来说，已经成为了欧洲最为民主的政体之一。问题是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把由显要人士和“政治伙伴”管理的制度转化为自由选举决定政治权力的代议制体系。和平交接是在一个大臣筋疲力尽之后起作用，就是由国王提名一位可选择的反对党的大臣接替其职位。在一个高度集中化的体系中，新部的内政部长可以通过他控制下的法官、民事官员和市长，借助明智而审慎地对他们运用“道德影响力”，在新上任的大臣面前，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率。这种制度（1891年普遍男性选举权的授予未能把西班牙从显贵们的寡头统治转变为议会民主制。选举人受到内政大臣的操纵，为的是给保守派或自由派提供安全的多数。这种选举人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村的投票人不识字或者弃权。真正的选举人之间的竞争之发生在大城市，甚至在那里投弃权票也多。这幅讽刺画里面，投票站前面只有狗在跷起腿撒尿。）化的选举腐败被称为卡西克主义，由于其代理人被称为卡西克。这个词一般指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和当地富豪。只有当大众党派出现的时候，这个体系才不再是制造多数的机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部分是因为显要人士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来组织它，但归根到底的原因，正如卡诺瓦斯是因为英国模式中的选举人在一个农业占压倒多数、只有25%的投票者会阅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他对选举人的腐败视而不见。“他没有使议会制度的基础与清洁的选举相联系而使之显得高贵。”一位崇拜他的记者这样写道，正是这个原因，他的副官弗朗西斯科·席尔瓦抛弃了卡诺瓦斯，把保守主义党的机密泄漏。变形的立宪主义不仅鼓励政治碎块化，还把一件危险的武器放到国王手里。只要这个体系起作用，给他提供两个强大的党派之间的清楚的选择，他就能够起到宪法中设计的中立的调和力量的作用。一旦两党制体系解体，正如1909年的那次那样，他成了权力代理人。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