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的教堂和修道院-加泰罗尼亚

多种来源的资料都显示了移民、殖民地和经济的互相联系之处。菜昂和卡斯蒂利亚的地名在10世纪的记录是加耶克斯和巴斯孔塞，显示移民分别来自加利西亚和巴斯克的土地。943年，布尔戈斯附近的卡德纳的卡斯蒂利亚修道院，在距离南部60英里的杜罗河河谷获得了牧场，这是跨地区迁徙牧场的明显证据。在葡萄牙北部的布拉加主教教区，10世纪、11世纪的教堂建造的频率证明了乡村定居点的密度大增。巴塞罗那多毛发的伯爵威尔弗雷德之女——拉斯阿巴德萨斯的圣胡安的女修道院院长爱玛——在892年到913年之间的大约20年时间里面，拥有定居在农村的20个村庄，有1000人。978年，卡斯蒂利亚的加西亚伯爵在科瓦鲁维亚斯，为其女儿乌拉尔卡建立一幢宗教建筑：赠予包括供定居的土地、大牲口-500头母牛.1600只羊和150匹母马。在这两个例子和其他例子里面，有势力的贵族女性在组织殖民地活动中的角色是显著的。

艰苦的殖民活动常常充满危险。殖民者不仅容易遭受作物歉收的威胁，而且容易受到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威胁，骑骆驼的掠夺者们打算用他们供应科尔多瓦的奴隶市场。因此，毫不奇怪，最初自由的农民虽然享受经济和司法的自由，还是倾向于依靠更为强大的保护者，因为后者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困难或攻击。在加泰罗尼亚，教土地主所有者阶层——女修道院长爱玛就是一个好例子——从10世纪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购买农民的小块土地，并把土地所有者转变为佃农。毫无疑问，世俗的土地所有者也在这样做，因为没有档案留存下来，所以不为我们所见。大约公元1000年开始，档案中突然出现了“罪恶的用法”或“习惯”。这类做法包括这些沉重的负担，诸如较重的地租，实行劳役，地主垄断下必要的、代价不菲的农业工序，比如磨面，把农民家庭束缚在土地上，结果他们就没有办法迁徙，而且可以被买卖或转赠，也可以因为通奸之类的行为惩罚他们。毫不奇怪，社会变化的节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大同小异，使用的词汇却令人困惑而且多样。10世纪、11世纪在加泰罗尼亚正要发生的，正是后来11、12世纪的莱昂平原和杜罗河河谷，12、13世纪葡萄牙中部将要发生的事件。无论如何，如果做出一个粗略而有准备的结论，这种趋势大体是同一方向的，就长期而言，殖民活动获益的一方是教会机构，诸如主教、修道院和世俗贵族；受害者是农民阶级，领主阶级的要求对他们构成的压力越来越沉重。现在仅存的10世纪的当时文献，不论是伊斯兰教的或是基督教的作者写作的，都集中在世俗精英在他们各自社群中的军事行为。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听说，公元924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大胆地袭击潘普洛纳，939年，他在锡曼卡斯又被莱昂的拉米罗二世击败，公元985年，全知全能的曼苏尔的军队突然洗劫了巴塞罗那，988年又洗劫了莱昂。公元1000年，边陲地带的文化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毫无区别地敌对。这个地带本身也是可以渗透的，基督教的骑士也会在哈里发的军队里面当雇佣军。在公元1010年，巴塞罗那和乌赫尔伯爵按照契约为安达卢西亚提供了9000名士兵：穆斯林的编年史家把这一年记作“加泰罗尼亚之年”。10世纪的高级教士罗森多、后来的蒙多涅多(和孔波斯特拉的主教建立在加利西亚的塞拉诺瓦)修道院，雇用了一位科尔多瓦的厨师。犹太商人断断续续去往北方，销售丝织品和其他奢侈品，这些奢侈品是如此昂贵，莱昂和西班牙马克的基督教贵族都用它们作为象征身份的战利品。同时还有永久的移民。尽管按照《古兰经》的教义，伊斯兰教的统治会给予基督徒某些不情愿的宽容，但从安达卢西亚移民前往友好的北方是个诱人的选择。例如，9世纪中叶的时候，最初建于7世纪，位于加利西亚的萨摩斯修道院，在王室的鼓励下，由刚从安达卢西亚过来的修道士埃尔贺西乌斯重建。这些移民通常被称为穆扎赖卜人，也就是阿拉伯化的基督徒，给北部的基督教艺术和建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最著名的是，他们富有启发性的手稿上，强有力的、生动的、绘画似的颜色，一旦看过就难以忘怀。可能正是通过穆扎赖l-人的中介，有关安达卢西亚科学文化的模糊概念，才得以流入文化发展迟缓的北方。西方基督教世界现存最早的阿拉伯数字被确定为公元976年的时候写在一座纳瓦尔的修道院中。960年代，伟大的法国学者欧里拉克的吉尔伯特年轻时，想要学习数学，去的正是里波尔的加泰罗尼亚修道院。他在加泰罗尼亚，开始接触穆扎赖卜人基督徒和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教他使用算盘，后来他把这个教给了他的法国学生。算盘是个简单的设备，但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国家基本的数学知识都相当匮乏的环境下，它带有的解放效果就像我们今天的计算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