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 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来源：人民日报国际 编辑：林霜 

“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是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以下简称“杭州馆”）的常设展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版本故事的窗口。在该展览的“写本时代”单元，展出了一件北朝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古朴的经卷、遒劲的书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大般涅槃经》是佛教重要文献，曾在丝绸之路广泛传播，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它被译成汉文和藏文等文字，对中国佛教产生重要影响，传世版本主要包括法显版、昙无谶版、慧严版和德格版等。

《大般涅槃经》的重要性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敦煌文献中共有《大般涅槃经》3064号，数量仅次于《法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抄写时代从公元5世纪一直持续到10世纪。

杭州馆藏《大般涅槃经》为残卷，后人为它装裱了卷轴。每行17字（个别为16字或18字），共计1447字。所抄内容为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的部分文字。昙无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译经师，出生于公元4世纪末的中天竺（今印度）。他自幼聪慧、悟性极高，“至年二十，颂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后辗转西域多地钻研佛学。他翻译的众多佛教文献传播甚广，直接推动了北凉佛教的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昙无谶所有译经中，历时8年、完成于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的《大般涅槃经》最具影响力。此经译成后迅速南传，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期（约公元430年）已传至建康（今南京）。其后流传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敦煌逐渐发展为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中心、各种民族与文化交汇的场域。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社会相对稳定，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文化，莫高窟也因此而兴。

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尽头，位于敦煌东南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世界。1900年，莫高窟17号洞窟内发现各类文献数万件。后来，人们将这批文献称为“敦煌文献”，又称作“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卷子”等；将保存这批敦煌文献的洞窟称为“藏经洞”。

敦煌文献上起魏晋六朝，下至宋初，前后跨越600多年。敦煌文献中，以唐、五代时期的文献为主体，前承吐鲁番文书，后接宋、元刻本及写本文献，是唐、五代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有“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之誉。学者将其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敦煌文献形式多样。一是语言丰富多样，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种民族语言文献。二是文本形态多样，除写本外，还有少量刻本和拓本。其中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三是装帧形态多样，包括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各种装帧形态。

另一方面，敦煌文献内容丰富。敦煌文献中有历史地理文献、宗教文献、汉文古籍、官私文书、文学作品等，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民众信仰、不同阶层文化情况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反映丝绸之路的文献，如宗教东传的记录和中原文化西传的记载，还有市场物价表、旅行者的书信、买卖契约等直接印证丝绸之路的文书，真切反映出古时丝绸之路的整体面貌与经贸往来细节。

藏经洞被发现时正值清末，大量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攫取，其中就包括《大般涅槃经》。据统计，敦煌文献目前总数约70000号，国内主要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6579号）等机构，其余散布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总数17000余号）、法国国家图书馆（总数7000余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总数19870号）及日本、印度、德国、美国等国家。

敦煌文献大半流散海外，一度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学者做出了不懈努力。罗振玉是敦煌文献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陆续寄回法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传播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重大文化事业。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重新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促进敦煌文献的回归。如今，敦煌遗书数据库已正式上线，全彩印《敦煌文献全集》出版工作也已启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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