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艺术家加莱高亚：城市像玻璃，干净、冰冷、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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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卡洛斯·加莱高亚（Carlos Garaicoa）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长大。他小时候常常流连于街头巷尾，成年后背着相机继续在外面闲晃。他观察街道的样子、建筑物的阴影、地板上的纹路、指示牌写的标语，在那些纷乱无序的景象里，仿佛可以找到他最爱的文学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影子。

上世纪90年代，他拍了一组摄影作品，是哈瓦那街头涂鸦的符号和图像。鸟群、脑子里的魔鬼、维京人、堂吉诃德，它们在野生混乱的环境中仿佛组成了另一个平行空间的故事线。后来他又拍了街头涂鸦的文字，直到最近两年再次注意到街角墙壁上的动物形象。

“那些徒手用刷子涂抹出来的图案，对这个城市来说是非常独特的印记。这些无名画作当中所蕴含的想象力总是吸引着我。”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加莱高亚仍旧梳着标志性的长辫子，眼睛大而深邃。他的英语带有西班牙语口音，语调低沉平缓，说出来的话也像是一句诗：“一个动物就是一个幻象。”

他把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动物寓言集》拿来命名这个摄影系列。虎头从斑驳的墙面上浮现出来，猴子在铁窗下倒空手里玻璃瓶最后一滴液体，乌黑一团的抹香鲸以巨大体量无声无息地从街角游转过来——他似乎看到了大量对现实的隐喻，那些动物与街头的关联无不在诉说个人与社会的议题，人类生存、政治状态、社会结构，等等。

实际上，加莱高亚的作品几乎都像寓言故事。穿插在木桌上一排整齐的不锈钢片，上半部被刻出高楼大厦的样子，桌面下半部是闪着冷光的刀锋，质问“世界的根基”究竟是什么；保险柜里放着手掌大小的一座21K金制汇丰银行总部大楼，和其他几个德意志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阿根廷国民银行一起被命名为“Saving the save”，指示着保险箱、银行、金融危机所构成的整个全球系统。早几年，他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装在带有LV标识的包里，以幽默的方法调侃了资本主义社会。

城市与特定场所往往是加莱高亚艺术创作的起始点。

2001年，他受邀在荷兰阿纳姆做艺术项目。到那里之后他才意识到，这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是被德军占领，随后常年成为战争双方角力的战场。著名的“阿纳姆战役”在历史上留下惨烈一页，也让大街小巷遭到严重损毁。

艺术家以缩小比例制作了整个阿纳姆中心老城的模型，当中每一座建筑都是一只可以独立燃烧的蜡烛。然后把它们陈列在当地最主要的天主教堂地下室，这个场所也在1944年战役期间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些蜡烛同时点燃，成为地下室空间仅有的照明，随着时间流逝，阿纳姆城市模型也在逐渐融化。前来参观的不但有本地市民、还有很多人从外地赶来，“老人痛哭失声，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场所和物件用以哀悼那惨痛的过去。”他说。

“我喜欢大城市，喜欢到处充斥着的混乱感。”他说，“不仅仅是表面看到的那些，我更在意城市街头的上下文，这里发生过什么、某个建筑与整个社会有怎样的连接。”

最近十年，他定居在马德里。这座城市与他的故乡有很多相通之处，“古巴有一半的西班牙血统、还有部分非洲血统、部分加勒比血统。而马德里与哈瓦那一样，充满了斗争、矛盾，政治问题到处都是。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有义务参与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

那个西班牙银行的金子雕塑就是他对2008年前后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在那场金融风暴中，西班牙遭受重创。“仔细想想这些大银行究竟在保护什么，往往会得出非常讽刺的答案。我曾经亲眼看到欧洲人民在战场上失去了什么，现在是同样的战场，只不过武器换成了金融工具。他们制造出更多的贫穷，人们被迫自杀，离家失所。”他说，“我的艺术关于城市，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他果然是那个在社会主义古巴长大的人。

艺术界最好的城市规划师

加莱高亚在选择艺术道路之前，按家人的期望，他大概会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热力学工程师。尽管如此，他对数理、科技的喜爱始终都贯穿在艺术创作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不再满足于在街头游走拍摄建筑和城市，而是想要以更多的方式接近它们。

2011年的作品“摄影式地志”原本是由希腊雅典的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委托创作的，在今年又作为馆藏参展了德国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

艺术家在雅典拍摄的九张黑白废墟照片挂在墙壁上，前面桌子上放着九个大小统一的透明盒子，分别罩着一块块表面参差不平的白色塑料泡沫。只有你不断观察照片与塑料泡沫，才会渐渐发现两者之间是放大、拓印的关系。

这源于一种3D打印软件。先在电脑上导入图片，然后根据图片不同区域的颜色深浅程度来设置机器实际在切割塑料泡沫时的深浅。也就是说，那些照片里原本属于平面的色块差异被转化成了立体雕塑的高低错落。一瞬间，照片就变成了城市模型，而且是个地形条件极其复杂的城市。

“那些废墟可以是任何地方，没有特定的标识，不再是具体的空间，而是某种忧郁的情感。或者干脆指向某些社会政治问题。”艺术家说，“图片本身源于现实，现实化为须有，但图片化为艺术品，然后又化为地理学模型。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塑料泡沫，会迷失在海量的细节之中。”

加莱高亚第一次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是在2002年。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决定要做一个“建筑师”。

他组织起一支专业团队，其中包括建筑师、模型制作、绘图师、平面设计师，做了摆满整整一屋子的建筑街道模型。从那之后，他迷上了建筑图纸和模型，创造一个完全想象的城市，“看起来可以直接按照它来施工，不过，真正的建筑师一眼就看穿我了。”

与其说他喜欢建筑设计，倒不如说他更关心建筑专业领域里与不同材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这次在北京展出的“易碎”项目，是艺术家从2010年开始不断实验出来的大型装置。他使用机场候机楼、市区摩天大楼常常使用的幕墙玻璃板，经水刀切割出平滑流线形状，然后层层叠叠地垒起来，当中以磁铁块固定。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地形示意模型，每一层玻璃都仿佛是等高线。

“老师上地理课时，会用地形图来教我们分辨，山有多高，哪里是河谷、哪里是山脊，我觉得那很美。”他说，“这些作品里的等高线都是我徒手画出来的，完全没有现实依据。团队里两个专业建筑师会帮助我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模型——非常逼真，但完全是我凭空创造出来的城市。”

加莱高亚觉得，将想象中的城市和常见的玻璃材质结合起来，呼应了中国无时无刻不在扩张的城市景观。它干净利落，整洁优雅，同时冰冷易碎。

艺术变得有点可有可无

这是加莱高亚在北京的第二次个人展览。上一次是2008年，他花了不少时间探索这个城市，还做了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后来又参加过上海双年展。

“通过拍照，我了解城市的不同维度，然后把现实转变为某种物体。我最好奇的是，这样一个来自国外的艺术家办展览，会与中国观众产生怎样的连接？”他说。

采访过程中，加莱高亚始终不忘自己与本地的关系。他用自己在19年前纽约旧货市场淘到的一只墨线盒做了个装置作品，摆在展厅的最顶层，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传统木匠工具很有意义。听说旧时代有的建筑工匠会把墨线盒故意封存在即将完工的建筑里，作为某种祭祀仪式，他意识到，这件作品本身也像是寄存着自己的精神。

“我常会挑战自己，故意把艺术创作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他说，“物理现实层面有了限制，才会推动想象范围变得更加广阔。没有想象力就无法完成任何作品，同时也需要借助物品来实现。”所以他不断地跨出领域寻找，科学、技术、设计、软件程序，仿佛文艺复兴时代重现，“艺术家达芬奇不但会画画，还会发明机器、画图纸、研究生物科学，所有事情都是连起来的。”

加莱高亚的作品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表面看起来简洁、亲切。墨线盒、金子做的汇丰银行、玻璃地形图，它们像是鱼饵，钓着人们去思考背后的东西。他认为，艺术就是创造美，但这种美不仅是外表，而是反映现实、批判现实。

“跟20世纪初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我甚至都无法说清，到底哪个时代的问题更加严重。在移民、文化冲突、宗教、恐怖主义面前，艺术现在有点变得可有可无。”他说，“可是与一段政治宣言相比，艺术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人无法轻易忘记。同时，我们都是公民，有责任关注社会、有义务去表达。”

他在创作时，一直在思索自己所处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才可以让你表达起来更加舒服，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人们做自己，不仅是表达政治意见，还要充分展现你的不同。比如同性恋，艺术家。这是本世纪人们赖以为生的关键，并将会持续到更远的世纪。”

今年50岁的加莱高亚有一位音乐家夫人和两个女儿，他希望孩子们可以继续用多种方式触碰社会，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我不见得就是对的。他们也不会是最终答案。”他说。

展览《卡洛斯·加莱高亚：动物寓言集》将在北京常青画廊持续至2017年12月17日。

（本文图片来源：艺术家及常青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