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高加索游记

高加索旅游，高加索地接旅游团，高加索旅行

        假如在我们的时代，让凯撒写一本《外高加索战记》，那么他肯定会这么开头：“外高加索全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格鲁吉亚人，另一部分住着亚美尼亚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阿塞拜疆人、别人称之为突厥人或鞑靼人的，住在第三部分。所有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语言、习俗和法律，各不相同……”听起来很正确，可如今，凭着这样的知识，他可别以为能像攻打高卢一般拿下高加索——从俄罗斯搞到的外高加索军事地图上明明标着五个国家；也会有人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其实一共是四个；一定还会有唯恐天下不乱的驴友翻开自己的护照，如数家珍地展示着六个外高他加索签证……

        放过我们绝望的凯撒吧，姑且接着他的话说下去。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就是这片弹丸之地上三小国的主体民族，就种族、语言和宗教来说，互相间都如此不同。格鲁吉亚语隶属高加索语系，亚美尼亚语是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支，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文字体系；阿塞拜疆语则是种十分接近土耳其语的突厥语，如今用拉丁字母拼写。格鲁吉亚人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独立于基督教三大派之外的使徒教会，阿塞拜疆人的信仰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然而，由于长期毗邻而居，他们无论在相貌、脾气还是生活习惯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浓眉大眼、毛密发疏，殷勤好客但尚武好斗，服装、菜肴也多有近似之处。原先，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虽不能说完全融洽，但至少还算是和睦共处——考虑到他们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在我们的星球上也算是个好榜样了。再加之地缘政治上，三个小国处俄、土、伊三大国间，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境遇本应让他们同仇敌忾，在面对三位老大哥时同进同退。可小国地位滋生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相互间不是大打出手，就是以卵击老大哥之石。如今，三个曾经的好邻居轻则互相蔑视，或为领土争端口水仗不停，重则成为死敌，摩拳擦掌，随时想消灭对方。二十年来，三个国家都饱经战乱，而前面提到那多出来的三个“国家”，也正是这些战乱结出的苦果。俄罗斯从格鲁吉亚领土上挖出了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亚美尼亚则从阿塞拜疆身上打出了偌大一片卡拉巴赫，这三个傀儡政权与他们法理上所属的母邦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也正是因为这些纷争，对于一个普通旅游者而言，想一次玩完格、亚、阿三国需要绕许多弯路，而要一次走遍这六个地方就更像是天方夜谭——亚美尼亚的一切在阿塞拜疆都不受待见，更别提签证了，而大大咧咧的游客如果不小心带着阿布哈兹的出入境记录进入格鲁吉亚的话，等待他的甚至会是牢狱之灾。考虑到这些困难，笔者这次也只去了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两处，幸而外高加索最值得看的景观主要也都在这两国。

第比利斯
        坐上开往第比利斯（Tbilisi）的飞机就能感受到高加索的气息。格鲁吉亚男人开始嬉皮笑脸地搭讪邻座的斯拉夫美女，而后者则保持冷冰冰的面孔，爱理不理。航班贴着海岸线飞行，却仍能望见远处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越过了层层雪山后，地势明显开始降低。

        第比利斯新修的机场十分冷清，一个航班过去没多久便空无一人。机场旁新建的快轨站就像小时候电脑游戏里的“超时空传送仪”，不过这光鲜亮丽的车站每天只发早晚两班车。幸而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就停在一旁。沿途每一站，都有无数人挤上这辆充其量只有二十座的中巴，每个母亲都拖着四、五个孩子。人口保持负增长的俄罗斯人常嘲笑（嫉妒？）高加索人强大的繁衍能力，笔者在莫斯科听过这么一个笑话，某报纸上曾刊登了这么一则启示：“一个只有十八个孩子的格鲁吉亚小家庭求租一间公寓”。车开入城区，机场“高速”路的尽头有一块巨大的格英双语路牌，憨笑的小布什正在上面大招手，图文并茂地向天下宣布，这条路以他命名。不过，从基建维护程度来看，他显然没有支付冠名费用。

        第比利斯或许是展现高加索民族混居文化多元的最好平台，城市位于两山之间的库拉河谷中，光起起伏伏的地形就已经让城市拥有了足够丰富的层次。这里在20世纪前都是亚美尼亚人的天下，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格鲁吉亚族还是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第比利斯就好比高加索地区的耶路撒冷，这里有格鲁吉亚教堂、亚美尼亚名人公墓、俄罗斯剧院和穆斯林的清真寺、硫磺浴池，还有宏伟的斯大林式建筑，以及近年来兴建的光怪陆离的后现代建筑。

        然而苏联解体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显得脆弱不堪。苏联时代，城里的教堂大多被关停，如今可以重新开放。可问题是，城里还有那么多亚美尼亚教堂，却早已没有了那么多亚美尼亚人，怎么办？自然是抢过来。能抢过来的便将其改成格鲁吉亚教堂，抢不过来的就把它扔在风雨中飘摇。我们在老城里随便转悠，就发现了两座过去的亚美尼亚教堂“改旗易帜”，还有两座则废弃不用，尽管墙壁上都出现了很危险的大裂缝，却丝毫不见有保护措施。萨卡什维利上台后，矛头转向了俄罗斯。去苏化、去俄化是当务之急，斯大林式建筑能拆的都要拆，不能拆的至少得把镰刀斧头抹掉，街边的俄语标识尽可能去除，甚至在地名上也大有文章可作，比如老城的主街原名莱塞利泽街（Leselidze kucha），以纪念苏军中的格族大将、二战功臣，却在萨氏命令下改名科代•阿布哈齐街（Kote Apkhazis kucha）——这一位是二十年代初的“抗苏英雄”；火车站广场原来叫Vagzlis moedani，表示“火车站”的vagzlis一词从俄语vokzal而来，这还了得？于是广场连同它下面的两个地铁站就一并改成了“纯格鲁吉亚”名字——Sadguris moedani，可是俄语的vokzal本身来自英语的Vauxhall，更可笑的是，moedani这么一个土耳其影响下的阿拉伯语借词（maydān）却成了漏网之鱼，依旧保留在了这个“纯格鲁吉亚”地名里。在民族主义大旗的映衬下，萨卡什维利同时祭出的西化大旗就多少显得可疑了。旅游中心里免费发的格鲁吉亚介绍手册叫《欧罗巴从这里开始》，听起来多少有些自欺欺人，而那些新建的象征国际化、现代化的现代建筑也与老城的面貌格格不入，颇不受本地人待见，比如库拉河上弧线造型的白色“和平桥”在本地人中就享有“Always桥”（Always乃是“护舒宝”在西洋的叫法）的不雅绰号。

        但无论如何，第比利斯应该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旅游业开发度最高、最像一个西方旅游城市的地方。老城的核心区域早已遍布酒吧、旅馆，且这些设施还在不断扩张。遗憾的是，第比利斯人常常将老建筑直接拆除后在原地建造新房。如果要看真正的老城，那就必须离开这些游客区域，这其实也不会费太多时间，甚至只要在主街旁的小巷里穿梭半分钟，你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游客区的世界。嗜好喝酒的格鲁吉亚人更爱在这里的地下室饭馆或小巷里畅饮。一天晚上，我们误入科学院对面的一条小巷中，四周都是拆迁废墟，却有一桌人坐着喝酒，一听我们会说俄语，高加索人的好客便立刻发作，硬是把我们按在椅子上，啤酒、恰恰（Chacha，格鲁吉亚人用葡萄酿制的烈性白酒）、葡萄酒轮番上阵，酒客里有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也有第比利斯歌剧院的男高音，每天晚上都要在这里谈天说地，几杯酒下肚，男高音开始唱了起来，引来鲁斯塔维利大街（Rustavelis gamziri）上无数行人走进巷子驻足观看。不同于那些酒吧、旅店的庸俗仿古建筑，这些地方的房子细致、精美，但却凋敝、破败，有的甚至摇摇欲坠，仅靠一个可笑的木脚手架来勉强支撑一幢歪倒下去的石头宫殿。类似的强烈反差在这里比比皆是。主干道鲁斯塔维利大街两侧的建筑光辉耀眼，街旁种植的梧桐树能遮挡全部的人行道，然而，当你试图从地下通道穿过这条欧式马路时，你却会发现通道里没有任何照明，只有各种令人不快的味道从黑暗里向你扑来……再或者当你想跨过库拉河，走近看一眼光鲜亮丽的总统官邸时，你会发现公路桥的桥面上已有不少水泥完全脱落，露出了钢筋。你的面前是萨卡什维利豪华的水晶宫，你的右边是“Always桥”在空中划出的优美弧线，可你一不小心却会从脚下的大洞里掉进奔腾的库拉河。

        我们的旅馆也是如此——它位于辉煌的政府大楼、旧议会、内务部和外交部之间，却是一幢典型的缺乏维护的第比利斯老城旧宅。也正是在这里的巷子里，在一个深夜，我们遇见了拉多（Lado）。
        我们见到拉多时，他西装革履，自称出门买一包点香烟的火柴。狭路相逢，又是个体面人，我们便用俄语向他问了好，谁知他竟然问我们是不是认识他，是不是专门来找他的。聊上没几句，他就向我们抖了自己的身世：画家、诗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玄孙，在第比利斯十分有名，欢迎过两天去他家拜访，就在隔壁柴可夫斯基街上。
        两天后的约定时间，我们找上了他家。这次他一身旧运动装，完全没了两天前的矍铄精神，倒像是在前苏联国家说到“领养老金者”（pensioner）这个词时给人的标准印象：贫困潦倒、营养不良、邋遢……他大概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连忙向我们解释，因为他前一天灵感太多、写作到太晚才这么不修边幅。他的房子恐怕很久没打扫了，每一堵墙上都凌乱地贴满了他的画作。见我们环视房间时发现了屋顶的裂缝与破洞，他又无不尴尬地告诉我们，内战和地震严重损伤了房子，小偷还趁他逃难时窃走许多他的作品，他一直和市长要求补偿，可至今都没有落实，真是不像话……只有在谈到自己的血统时，他才有了些前两天的精神。他翻出了许多模糊的黑白复印照片，这个是葡萄牙国王，这是英国的安德鲁王子，这是弗朗茨•费迪南德，这都是我的远房亲戚，你看我们的鼻子多像啊，这是我玄祖亚历山大三世，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或许也因为他高贵的血统，似乎全世界名人都知道他：你们在莫斯科留学啊，莫斯科有很多建筑都是采列代利（Tsereteli）设计的，他和我可熟了；索尔仁尼琴你们知道吧，我和他说过话。你们要知道，血统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人的一切，街上两条野狗可是生不出漂亮的纯种狗的……终于，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他的傲慢退了下去，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我们这个国家太小了，我的作品缺少读者，出版商不愿发表，竟然问我要钱。等你们回到中国了，把我介绍给你们的读者吧，我把我的诗都给你们，你们把这些诗寄给你们的文学杂志，让他们找人翻译刊登，就说是第比利斯的拉多写的，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读者，然后你们就会请我来开讲座、发布会，他们出钱我自然就愿意来……总之一定，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知道，在第比利斯，有一个作家叫拉多。这不切实际的请求让人想到了《钦差大臣》里鲍布钦斯基（Bobchinsky）对赫列斯塔科夫（Khlestakov）的要求：“请让陛下知道，在某个小城里，住着一个彼得•伊凡诺维奇•鲍布钦斯基”，可如果鲍布钦斯基的请求还只是可笑的愚妄，拉多却更像是乱抓救命稻草。

        天晚了，我们准备告别。拉多要留联系方式。房间里已经很暗，他却不愿开灯——根本没有什么电灯，电早就被切断了。桌子上的那堆赠品圆珠笔里没有一枝写得出的，而他信誓旦旦拿给我们看的昨晚写的诗，其实是不知多久以前，在他还用得起钢笔和墨水时写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回旅馆时特地经过拉多的房子，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在写作。一片漆黑。寂寥无声。前一天，他还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卧室，床上积满了灰，画堆得到处都是，漆黑的房间里尽是纸张的霉味。这样一个没电的夜晚，拉多如何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又是如何度过的？难道天天西装革履，出门寻找救命稻草？
我总觉得，拉多的命运仿佛就是这第比利斯老城的缩影，也像极了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或许更是世上所有衰颓老城都具备的某种共同气质——骄傲地与外界保持距离，也不为外界所需，沉浸在回忆与过去之中，愈发孤独，任由自己一天天衰败、穷困却又毫无挽回的余地。

伽来嘉山的大卫修道院
        距离首都第比利斯东南六十多公里的伽来嘉山（Gareja）位于格阿边境上，山上是大型中世纪洞窟修道院群。如今，只有最大的一座还居住着若干僧侣，而它之所以吸引游客，主要是其中几个洞窟里有壁画保存至今。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修道院如今却成了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原因还是一如既往的领土纠纷。不过双方深知战败滋味，至今连领土完整都无力保障，两国政客也就懂得识大体，默契地在这条战线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
        置身伽来嘉山之上，也终于感受到领土纠纷的真切性。山的阴面是格鲁吉亚连绵不绝的群山，而山阳则是阿塞拜疆一望无际的平原，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缓冲与过度，这座山自然也就是格鲁吉亚群山中最南的一座，再加之修道院又是格鲁吉亚东正教的文化遗产，于情于理整座山都该划给格鲁吉亚。可当初划界时为图方便，选择了山脊线作为边境，这样一来，北山归格，南山归阿。偏偏那些有壁画的洞窟又都在山的南边。自己的文化遗产莫名其妙落到“异教徒”手里，格鲁吉亚人当然不买账。阿塞拜疆人则是捡了大便宜——若没这半个山头，那在地势上完全只能仰望格鲁吉亚，后者若从山上杀下来，平原上的阿军士兵只能当活靶子，再加上旅游资源“共同开发”所能带来的丰厚利润，阿塞拜疆人可不傻，怎会将其拱手相让？于是阿塞拜疆人一边毫不松口，一边还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这修道院其实是阿尔巴尼亚人（Caucasian Albania，指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被阿塞拜疆人同化了的信东正教的高加索民族，与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人无关）所建，实在把格鲁吉亚人气得半死。

        幸而阿国政府口风虽紧，对“非法入境”的旅游者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着AK的阿军士兵沿山脊线上的国境巡逻，密切地盯着山下一举一动。等游客参观好南面的修道院回到格鲁吉亚一侧时，他们才突然出现在头顶，并礼貌地请你不要再进入他们的祖国。格鲁吉亚的边防士兵似乎更无所谓，连国境线都不上，只是懒洋洋地坐在山脚泉水畔树荫下，煲着电话粥，再打个小盹。不过边境争端还是严重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客气地说，这里根本就提不上有开发。除却一个爬满蛆虫的茅房，修道院附近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半沙漠地带的气候让没带够水的游客叫苦不迭。山路走来也不轻松，有的路段甚至需要抓着两边的灌木往上爬。如果时不时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山龟、蜥蜴和蜜蜂为行程增加了许多野趣外，那往你腿上溜一圈然后逃走的蛇就实在有些可怕了。那些山南的洞窟里，珍贵的中世纪壁画被人随意地刻画、刮擦，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通向修道院的公路更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即使包了一辆吉普，我们仍感觉像是在遭了风暴的船上，在绝大多数时候，司机马木卡（Mamuka）都尽量让车的一半轮子开在路肩上，因为那里相对平坦些。

        马木卡看上去三十多岁，像我们在高加索遇到的许多人一样，最爱抱怨的事情便是找不到工作。“夏天旅游旺季，我能抓紧接几车游客，可是整个冬天都只能坐在家里，让我怎么养老婆孩子？”格鲁吉亚和大多数苏联加盟国一样，解体后经济一落千丈，许多年轻人依靠赴俄罗斯打工过活。他们在莫斯科干的都是苦活累活，拿最低的工资，还要饱受歧视，可又别无选择。然而俄格战争后，格鲁吉亚公民想要入俄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马木卡也在惴惴不安地准备入俄签证，他有血亲留在了俄罗斯，据说这种情况下拿到签证的概率更高些。“为什么要打仗呢，为什么他们要轰炸我们的城市呢，为什么要分割我们的领土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工作呢？全都怪那些政客们！”不过尽管战争的阴云还未完全散去，马木卡有时仍然会帮俄罗斯人说上几句好话：“我们与俄罗斯人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帮我们修工厂，我们就有钱有工作。欧洲人和美国人什么话说的都好听，可是一让他们出钱，马上就不见了。”马木卡对中国很感兴趣，可了解却极其有限。他问东问西，但最后却总归结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找得到工作吗？找得到？那就OK了，你们的国家很好，还能有什么问题？在回程的颠簸中，我和马木卡说，假如这是在中国，如此重要的景点前绝对得修一条体面的公路一直通到第比利斯，景区门口有一切配套设施，甚至还得造几家豪华宾馆，然后全世界游客都源源不断地过来，你也不用怕冬天没事儿干，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跑这路你得掏50拉里买路钱，然后再付50拉里的门票和10拉里停车费，周围的生态环境会受影响，民风不再淳朴，修道院里的修士都变成商人，只想从游客身上捞钱……那么，马木卡，你愿意选择哪一种呢？马木卡思考了很久，诚实地告诉我他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谁又知道呢？




高加索旅游，高加索地接，高加索地接社，高加索地接旅游团

        尽管库塔伊西（Kutaisi）一直是西格鲁吉亚的历史都城，萨卡什维利又把议会搬到了这里，但与第比利斯相比，这座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实在只能算是外省小城规模。体面些的建筑，似乎只在中心广场周围存在，而在这些欧式建筑下，老奶奶们在街上摆着电子秤收费称体重——这种景象我只在六、七十年代苏联的历史照片中看到过。站在山顶的大教堂旁俯瞰城市，更是一片东倒西歪，似乎这座城市的发展没有经过太多规划。市中心著名的大巴扎无非是个吵闹的大菜场，只不过外面再围了一圈小店，全都经营着我国制造的杂货，即使在我国制造的小商品中，它们也显得尤为弱不禁风。而占领中心广场旁几家高端商铺的，就不仅是中国制造，还有中国人——旅馆附近的一名路人抓住我们，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这位不停抱怨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把我们领进了其中一家服装店。这里卖的衣服和鞋子实在谈不上时髦、洋气，但店里的客人却不停进进出出，颇为热闹。店主是位少妇，雇了一个本地姑娘，两人都不会任何外语，倒也能够交流。生意也还算不错，不过言语之间，旅居海外、远离亲友的孤独、寂寞之苦也是不言而喻，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这里的男人都太色了”，只要一个人在外走，就总会有人跟着搭讪、骚扰——据说这是从印度洋到大西洋许多国家男性的通病，这里有十分保守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可往往只对女性的操守有严格要求，被宠坏的男人们却可以为所欲为。
        库塔伊西的名胜古迹主要是城外山上的两座修道院和市内的巴格拉特大教堂（Baglati Cathedral），三者一起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郊外的修道院虽有些破败失修，但依然完整保存了教堂壁画的原始样貌——这也是我在格鲁吉亚遇到的仅有一例，其他教堂的壁画不是近年重绘，便是剥落殆尽。而大教堂的命运则颇为讽刺——这座11世纪建成的教堂在17世纪末就被土耳其人炸掉了大半，它入选遗产名录的身份也只是作为“遗迹”，结果萨卡什维利上台后，格政府开始“恢复”其“历史面貌”，利用剩下的基座建造了一座崭新的教堂，萨卡什维利出席了落成典礼，在强调大教堂对于格鲁吉亚民族重要意义的同时，也不忘把摧毁教堂的责任全都转嫁到俄罗斯人头上。对于“修复”出的这座崭新教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十分感动，并默默地将其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许多去库塔伊西的人都听说过苏里珂（Suliko）与美狄珂（Mediko）夫妇的家庭旅馆，据路上碰到的一位日本游客说，通过口耳相传，这对热情好客的夫妇在日本都已小有名气。我们在中午时分找上了他们家，来开门的是苏里珂。一放下行李，大叔就开始为我们往牛角杯里斟自酿的葡萄酒，并不停从冰箱里往桌上送自制的奶酪。酒虽不烈，但我们毕竟敌不过如此猛攻。不一会儿就已头昏脑涨，可苏里珂却渐入佳境，翻出了老照片、留言本、世界各国游客带来的的纪念品与明信片给我们欣赏，自己则表演起了各种喝酒绝迹——比如手托一杯倒满的酒在身后绕圈，随后突然转到面前，将酒倒扣在手上，然后贴着手掌将酒一饮而尽，一滴不洒。看我们实在喝不动了，才放我们离开去城里转悠。
        傍晚归来时，招待我们的已是美狄珂。正好又来了几位加拿大游客，也算是热闹了些。美狄珂看来这两年自学了些英语（因为几年前来过的朋友表示她的外语仅限俄语和德语），能和他们稍稍寒暄几句，但稍有深入便显捉襟见肘——她的英语里有太多俄式表达，而加拿大人的语速又过快，我有时不得不为他们互相翻译。
        美狄珂上午逛了巴扎，买了很多菜，十分疲倦，却仍为大家做了两菜一汤。她不像苏里珂那么贪杯、贪玩，可依然不断地祝酒。她的祝酒词通常是如下的语言大杂烩：
        Every familia yest papa i mama, dzis is for our papa i mama. Gaumarjos!
        也许需要不少注释才能让人看出头绪：familia，俄语词，意为“姓”，这里显然是family之误；yest，高加索口音的俄语be动词yest’，这里表示“有”；i是俄语里的“和”；dzis是俄语（高加索？）口音的this；gaumarjos则是格鲁吉亚语的“干杯”。
        醉醺醺的加拿大大叔们被电视里的热舞节目吸引了过去，我终于不必再为翻译这些祝酒词而操心，可以和美狄珂聊一会儿。这对热情夫妇欢快生活的背后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自然便是，苏里珂去了哪里？原来，由于每天接待客人的劳累加上过度饮酒，可怜的苏里珂在一年前发了一次中风，幸好被美狄珂及时发现送医才没有大碍。酒是不许多喝了，可每天都有客人慕名而来，又怎能让他们失望？于是美狄珂允许他每天中午陪客喝酒，但之后必须回自己房间休息，由美狄珂来打点。尽管难掩苍老，美狄珂却依然美丽，完全不像普希金在高加索游记中所写——格鲁吉亚姑娘年轻时都美若天仙，可老了后却都丑得骇人。只可惜她的腿脚已不太灵便，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她给我们讲了自己的故事。她原本是一名舞蹈演员，苏联解体、经济崩溃却断送了她的舞蹈生涯。没有收入，房间里没有水电，冬天没有供暖，内战的阴影挥之不去……在九十年代的格鲁吉亚完全不能生活，为了生存，他和苏里珂不得不辗转高加索各地的巴扎做买卖维生，甚至要去往车臣这样的是非之地。也正是在冬天寒冷刺骨的车臣，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由于看不起病，就落下了不幸的后遗症……而之所以开起家庭旅馆，也纯属偶然——几年前，偶然有几个外国考古学家夜里来投宿，夫妇俩便用自己高加索式的好客迎接他们，于是事迹一传十、十传百，直到他们的名字登上Lonely Planet，他们便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去的时候，房子里正在装修，他们大概是想在旺季到来前再加开几个房间。可过度的劳累也让人烦恼，他们再也没有了休息的时间。在这里投宿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寄来明信片，邀请他们去做客，可是他们却没有任何时间——日本游客就连冬天都会来，美狄珂无奈地说。奇怪的是，尽管疲劳已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可无论装修、做饭还是换洗床单，他们都坚持自己动手，不请任何雇工。
        将近夜里十一点时，晚饭正式结束，美狄珂开始收桌子洗碗。我想帮她一起洗的念头被彻底断绝了——年轻人，我知道你的好意，但主人让客人做事，这在我们高加索是不成体统的。过了一会儿，她又笑了笑说：来这里的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可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会提出要帮忙。
        我们的房间就在厨房隔壁。夜里十二点，仍然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洗碗声，而第二天早上六点，美狄珂还得早起为我们做饭。

        美狄珂只有六十岁，看起来却要老上十岁，可疲惫与苍老仍无法遮蔽她美丽的容颜。

        即使对于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山地国家而言，斯凡内蒂（Svaneti）也总是和边地、山区、野蛮不开化等印象联系在一起。这里生活的斯凡人（Svans）是格鲁吉亚人的一个亚群，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虽然最大“城市”梅斯蒂亚（Mestia）距离第比利斯的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公里，但由于地处深山峡谷之中，路途艰险，开车需要十个多小时。也正是因此，每当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时，这个旅游天堂就会不幸成为各路土匪、强盗的避风港。幸而萨卡什维利上台后为发展旅游业，在该地区大力打击犯罪，游客也渐渐开始回流。
        我们从库塔伊西坐中巴到梅斯蒂亚，直线距离只有八十公里，但也还是翻了两百多公里山路，路程将近六小时。中巴车上除了我们和司机，只有一位妙龄少女、一位老妪和一位憨厚的小哥。上车时，小哥给老太太买了可乐和冰淇淋，我以为他们大概是母子，后来老太下车时才知两人根本不认识，小哥这么做只是由于当地尊老敬老的传统使然。可是当憨厚的小哥横在车后座上睡觉时，他的裤兜里却露出了一把手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但脾气火爆，稍有摩擦便会闹出人命，然后又是没完没了的血亲复仇……这大概又是高加索民风的真实写照吧。
        车上的音响始终放着司机优盘里的音乐，这些歌曲以某种诡异的方式排列，一曲雄壮的斯凡内蒂男声合唱才毕，立刻就是一首土得掉渣的俄语口水歌，迪斯科节拍下的唱词即使一年级俄语系学生都能听出个七八成，车上乘客除我们外似乎都不觉得有啥奇怪的，这大概也算生动表现了“现代文明”如何“入侵”“传统文明”并与之“融合”吧。尽管生意惨淡，他的心情仍然不错，路上还请全体乘客吃了顿便餐。“有时候人都坐不下，有时人一个人都没有，世上啥事儿都会有。”
        梅斯蒂亚镇位于一片山谷之中，两侧都被雪山包围。小镇各处矗立着几十座中世纪留存至今的砖石塔，过去这是每个家族躲避部落征战或血亲仇杀时的防御塔，而如今也正是这些耸立千年不倒的砖塔让小镇跻身世界遗产名录，并吸引游客源源不断前来。可惜，我们没有赶上好天气，虽没有碰到暴雨和泥石流，但阴云却永远遮挡着小镇周围的雪山。
        或许是哪位当地领导去欧洲考察后感触良多，回来后拍拍脑袋决定把小镇——至少是其中心街道两侧——建成某种欧式小城风格，我们去时仍在大兴土木。滑稽的是，那些坐落于中央街道上的新建欧式居民小楼旁都附带一个不太欧式的部分——牲口棚，行人经过时更能闻到一股很不欧式的气味。当然，只要一离开主街，小镇的景象就与十九世纪末拍下的历史照片毫无二致，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时常还会有热情好客的牛群或老母猪拦住你去路或一路追着你跑。

        小镇经济显然正在从依靠畜牧业向依靠旅游业转型。家庭旅馆星罗棋布，大有全民一起干的势头，不过大家在开旅馆时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我们晚上睡觉时，就听到牛铃声阵阵，原来是旅馆养的牛回来了。也许尚未到旺季，似乎所有外国游客全都只在LP上排第一的萝扎（Roza）家住，其他人家则异常冷清。有一次走在街上，我们被一个小女孩拦住，然后她开始对我们背诵英语课文：我们家的旅馆就位于萝扎的旁边，交通便利，条件与她家的一样好，一个床位每晚多少拉里，双人房每晚多少拉里，每天吃一顿饭、两顿饭分别加多少拉里，连住多少天还能提供百分之多少的折扣。也有时路边屋子里会突然伸出一个脑袋：你们好，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有地方住吗？啊对，住萝扎家，所有人都住萝扎家。算了，那就来喝一杯再走吧。
        撇开路上用去的两天，我们在斯凡内蒂其实只待了一天，只够爬周围的一座山。我们从海拔1400米的梅斯蒂亚爬到了夏季雪线上的一个融雪湖（海拔大概有2500米），上下山共花了九个小时，成绩也算不错。一路上除了一个带欧洲人上山采野花的向导外，就没看见一个活人（牛马倒多得惊人，还有一只流浪狗全程跟着我们）。天气情况也非常糟糕，在半山腰我们还在为山脚下的暴风骤雨幸灾乐祸，可没往上爬几步云就飘到了自己头上——考虑到所在海拔高度，更确切地说自己就在云里。暴风雨夹杂着冰雹打在身上，能见度不及二十米，再加上萝扎之前一再提醒我们前两天有迷路的德国游客掉在冰川里摔断了腿，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幸而风暴云不久便散去，能见度胜过了之前，邻近的山清楚地显现出来，覆盖着冰雪的山顶也偶尔露峥嵘，雪线下的一片绿色中，溪流之上依旧覆盖着白雪，远看如条条银带闪着光芒，更远处的一排白色山顶却从云的缝隙中插了出来。看此情此景，才知高加索山的伟大歌手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诚不我欺。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亚美尼亚的境况与格鲁吉亚半斤八两——解体后呈自由落体下坠，几年后渐渐缓了过来，慢慢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过了新世纪后开始快速增长，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直线下降，然后又渐渐恢复……当然，原因可以想见，与阿塞拜疆打了个你死我活，虽然最终获胜，吃掉后者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卡拉巴赫（Karabakh），但元气大伤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内陆小国的四个邻国（如果不算那个傀儡政权的话）中有两个（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对其进行封锁，再加上1988年那场惨烈大地震的后续影响，亚美尼亚国内的基础设施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
        这一点从开往埃里温（Yerevan）的国际列车上就能感受到。格亚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170公里，但坐火车竟然要10个小时！当然，铁路实际行驶路程将近300公里，从第比利斯到埃里温又是爬坡路，但同向的中巴车却只要开6小时（250公里，但也都是盘山路）。尽管我们先知先觉买了软卧车票，但车内设施仍只是俄罗斯最差的硬卧车厢水平，与国内列车更是毫无可比性。下车时，我更是惊讶地发现这趟车隶属于“南高加索铁路”（ЮКЖД），而非“亚美尼亚铁路”（АЖД）——需知苏联时期外高加索的铁路分属“外高铁”（ЗкЖД）与“阿（塞拜疆）铁”（АзЖД），解体后“外高铁”又分成了“阿（布哈兹）铁”（АбЖД）、“格铁”（ГЖД）和“亚铁”（АрЖД），那这个“南高铁路”又从何而来？后来一查才知道，世上早已没了“亚铁”——由于经营惨淡、无力维护，“亚铁”在2008年把自己整个转让给了“俄铁”，改名为“南高铁”，期限30年。
        埃里温火车站是一幢宏伟的斯大林式建筑，但年久失修、客流稀少和管理混乱早就抹去了它过去的庄严。出租车司机甚至把自己破烂的拉达车直接开上了站台，从每天仅有的一班（夏季加开一班）国际列车上稀少的客流中寻找能狠狠宰上一刀的迷茫面孔。地铁轨道与铁路平行，地铁站就在火车站隔壁。当我们在火车站站台上望着远远开来的地铁只有首尾两节车厢时，差不多倒吸了一口冷气。如今的埃里温地铁据说是世界上使用频率最低地铁。由于大地震的影响，地铁建设陷入停滞，更糟糕的是，地铁规划路线与城市发展方向南辕北辙，多数人无法乘地铁去往自己的目的地。乘坐人数的减少又恶化了财政状况，修建新站点成了天方夜谭，就连请俄罗斯专家维护已有线路都捉襟见肘。最后只得把所有中间的车厢卖给莫斯科与彼得堡地铁，才终于有了些维护经费。到2009年，体面的金属代币也弃之不用，改换作粗糙、丑陋的塑料代币——做工甚至不如麻将筹码。天知道接下来他们还能卖什么，或许和铁路系统落得一样下场，或许这烂摊子连老大哥都不愿接手。

        城市的地面公交也丝毫不因地铁的衰弱而发达，至少在硬件上如此。苏联的公交大巴基本都已报废，穿梭在城市街头的主要是小巴，本地人早已习惯两人挤一座，把路上的每一辆小巴塞满，脸上丝毫没有肉贴肉带来的尴尬或不适。不过在埃里温正午毒辣的阳光炙烤下，鲜有通风窗口的车厢里飘荡着浓重的体味，让人窒息。在市中心跑的公交车则体面不少，它们全都涂装成一种颜色，走近一看，每一辆车上竟都写着“中国援助”、“中亚友谊车”字样，这时我们内心的自我感觉总是异常良好。


        不过，走在埃里温的市中心，确切地说，是市中心直径大约1.5公里的环路以内，这种后苏联国家常见的凋敝与破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萧条时代的象征——大地震后沦为烂尾工程的瀑布大阶梯（Cascade）在一位富商的投资下建设完工，成了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不过，天知道出于何种原因，阶梯并没有修到顶端，原本矗立上方的“苏维埃亚美尼亚70周年”纪念碑以及通向纪念碑的最后几十级台阶既没有移除，也没有完工，而是依旧保持着烂尾状态。如今，当游客站在大楼梯上俯瞰埃里温市中心、眺望远方的亚拉腊山（Ararat）时，他们的背后便是一座纪念一个20年前就不存在的国家成立70周年的纪念碑、几架锈蚀的吊车、杂草丛生的工地与横七竖八的石块，这一切似乎更像是这个当代艺术馆的一组装置艺术展品。


        不同于第比利斯的是，埃里温虽有些许古迹，但实际却是座新城，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城市倒平添了许多轻松的氛围。市中心的饭店、咖啡馆和小吃店星罗棋布，密度简直堪比国内。到了晚上，这几条路上摩肩擦踵，饭店里也是人头攒同，且本地人面孔明显多于游客。街旁常会突然冒出些雕塑和涂鸦画，有些甚至十分后现代，但不会显得太突兀，它们与周围环境十分融洽，这和第比利斯那些与古城面貌格格不入的现代建筑有云泥之别。在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上，埃里温也遥遥领先第比利斯，如果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进行排名，埃里温很或许能夺过彼得堡与莫斯科之后的第三把交椅，收藏中世纪古抄本的写本馆（Matenadaran）与大导演帕拉杰诺夫（Parajanov）的故居博物馆都可以堪称是世界级水平。


        但亚美尼亚人还不能真正甩开自己心里的历史包袱。由于地处高加索这个文明交汇、碰撞的十足路口，亚美尼亚人的历史有太多辛酸的篇章，尤其近一百年来，先是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族遭到大规模种族灭绝，随后在一战中险些亡国，大片国土、最优秀的文化古迹和最神圣的亚拉腊山都落入死敌手中。奈何与土耳其实力相差太大，毫无报仇的可能，便只能在苏联解体后拿土耳其的同族小兄弟阿塞拜疆出气。然而，战争总是伴随着惨痛的代价——经济崩溃、边境封锁、难民潮，虽然大获全胜，可是从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也得不到国际社会任何承认——就连亚美尼亚自己都不敢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如同很多历史上饱受欺凌的小国国民，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极其高涨，早已越过了健康的临界线。与不少亚美尼亚人的谈天总是以对方如下一连串问题开始：知道什么是种族灭绝吗？知道土耳其人杀了多少亚美尼亚人吗？听说过卡拉巴赫吗？知道卡拉巴赫是一个独立国家吗？知道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人的土地吗？只有对这些问题全都给出了令他满意的答案，谈话才有可能深入下去。

        也正是因为历史中黑暗的篇章太多，难得的一些光明片段必须要拿来大讲特讲——悠久的历史、世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曾是跨地中海与里海的大王国（持续了50年）、有自己的字母、自己的教会、移民遍布世界各地、有世界上最长的“双向单区间悬挂式”索道（在向别人炫耀时，这些定语自然都会被去掉）等等……当材料不够时，还得自己杜撰一些：格鲁吉亚语的字母也是我们发明的，XX国曾经都是我们的领土，国际巨星XX认识吧？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其实是我们亚美尼亚人……无疑，亚美尼亚人过分强烈的民族热情会让自己的邻居十分不满（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就不提了）——在第比利斯一家美术馆看中古圣像时，我问讲解员一幅圣像是不是格鲁吉亚保存至今最早的，结果讲解员开始即兴发挥：最早的并不都是最好的，亚美尼亚人总爱说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他们的基督教就最好了吗？我们格鲁吉亚其实是世界上第二个基督教国家，可我们就从来不大肆宣扬……
        要感受亚美尼亚人的那张嘴，那就一定要坐坐他们的出租车，那些滑头司机吹起牛来就和他们宰客的本领一样高超，不论谈起什么都能大发一通议论。我爸是足球运动员，他的球队有一张与斯大林和毛的合影，你们的毛真伟大！而斯大林却是个恶魔。知道土耳其人对我们进行的种族灭绝吗？这个格鲁吉亚人也对我们进行过三次种族灭绝（然后是三个有些文不对题的故事）。告诉你，我以前是在克格勃里工作的，关于这些事情的所有档案我都读过！或者是谈及亚美尼亚的腐败：虽然我们国家很腐败，但交警却绝不敢动我，因为交通部长小时候和我住一幢楼里，所有的交警都认识我。美国加州有大量亚美尼亚移民：我的亲戚回国后告诉我，Los Angeles就要变成Los Armenios了！亚美尼亚的葡萄是天下最好的：法国人现在都来把我们的葡萄买回去酿法国酒。当然，最寻常的话题还是诅咒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去过燕子堡（Tsitsernakaberd，种族灭绝博物馆所在地）了吗？去过了？好样的！当然，他们绝不会因此便宜你半点车费，而是继续开始诅咒：我跟你说啊，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根本就不是人，我们在路上看到他们都能闻得到他们手上的血腥味，就都离他们远远的，谁也不愿和他们说话。
        当然，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尽管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至今没有建交，两国边境也常年关闭，可亚美尼亚的超市里依然摆满了土耳其商品，这是土耳其的集装箱车从格鲁吉亚辗转运来的，而亚美尼亚则有大队人马要去土耳其境内打黑工养家糊口。只要车一开出埃里温市中心，连片的废弃工厂和商店便会让司机也变得现实起来：这里本来是一家很好的百货商店，我们在美国的一位富豪回来买下了它，然后把商店给关了，把楼晾着就等过几年炒地皮赚钱呢。在我们国家根本找不到工作，我们亚美尼亚的男人全都出国打工去了，三分之一在德国，三分之一在俄罗斯，三分之一在美国……

亚美尼亚外省
        由于公共交通不便，要去亚美尼亚偏远的外省往往得想些其他办法，要么自己开车，要么参加当地的旅行团。即使要去离埃里温不远的景点也不是那么快捷。千辛万苦找到发车车站，结果每天只发一班的小巴里早已站满了满头大汗弯腰弓背的游客，或者干脆连车站都被搬到了十万八千里外的某个地方（据LP所说，这是埃里温市政府常爱干的事）。
        去往圣城埃奇米亚津（Echmiadzin）的车站就是这么消失的，连它被搬到了哪里都没有一致答案。不过在原车站所在地还是有许多人有序地排着队，细细一问，原来是等着乘黑车呢。只见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开来接客，队伍里的人则按次序坐进车里，互相间看得顺眼便聊几句，否则就一路无言，下车时每个人交自己的份子钱，价格与公交车票一致。只要定期给警察交保护费，他们自然不会来骚扰，大家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其乐融融，颇有几分公民社会的错觉。这座修道院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中心，可谓是亚美尼亚人的梵蒂冈。不过从建筑规模来看，实在差后者太多。不过，就算在自己的宗教圣地，亚美尼亚人仍不忘展现伤口：庭院里的几块纪念碑献给了被土耳其人屠戮的亚美尼亚人，而在入口通道的一侧则摆满了十六世纪保存至今的精美十字碑（khachkar，亚美尼亚独特的宗教艺术，在方石块上刻画十字架以及各种纹饰），这些艺术杰作从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契万（Nakhichevan）的朱尔法（Julfa）亚美尼亚墓葬群运来展出，而在两国交恶后，阿方竟出动军队将墓葬群夷为平地，将墓碑捣为齑粉，只有这几块十字碑侥幸逃过劫难。

        相比滋润、平缓的格鲁吉亚山谷，亚美尼亚的自然条件要苛刻得多。海拔更高，天气更寒，乱石嶙峋的山上植被少了许多，但亚美尼亚人却有采不完的山石。传统亚美尼亚建筑都是用各色大石块砌成。亚美尼亚人的教堂也是如此。他们不喜欢用多彩的壁画掩盖石块原有的色泽，而是更倾向于为建筑的外立面赋予许多局部的浮雕。于是，无论教堂在外面的阳光下看来多么轻盈、活泼甚至“呆萌”，里面却总让人感觉质朴、原始、沉重、昏暗、阴冷，有的教堂依山势而建，内部高低层次丰富，如同迷宫，走在这些教堂里就仿佛是在某个废弃的神庙中探险寻宝。除埃奇米亚津外，我们在亚美尼亚所去的几个修道院——北部的哈厄帕特（Haghpat）、萨那辛（Sanahin），南部的新院（Noravank）、塔台夫（Tatev）以及埃里温附近的圣矛（Geghard）、深坑（Khor Virap）诸寺都给了我类似的印象。


        去往外省的旅行团里，大半成员都是流落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移民，许多人年岁已不小，大概是想回来再看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粗粗问了下，就有法国的、从黎巴嫩移民法国的、莫斯科的、从莫斯科移民洛杉矶的，所有人都享受着回到故土的轻松和愉快，不断抢过导游的话筒讲笑话，伴着音响里传来的民族音乐手舞足蹈，甚至连司机都会一时兴起，跟着音乐的节奏迅速左右扳动方向盘，蛇行的中巴车把公路上的牛群与牧民吓得不浅。


        祖国虽亲近，这些游子却不太有叶落归根的意思，待到旅行结束又是各奔东西，重回异乡。感情的亲近不能消释现实的惨淡。去往北方两个大修院的路上，途径亚美尼亚第三大城市瓦纳佐尔（Vanadzor）的工业区。这座距离大地震震中只有二十公里的工业城市显然还未能从浩劫以及随后的经济崩溃中回过神来，沿途视线所及尽是疮痍，除了化工厂的两根大烟囱几乎看不到完好无损的建筑。听说距离震中35公里的第二大城市久姆里（Gyumri）情况更糟，整座城市都被夷为平地，至今仍在艰难地重建中。修道院附近的阿拉韦尔迪（Alaverdi）大铜厂差不多是我们在格、亚两国见到的仅有一座仍在生产的工厂，听说这一个矿厂及其配套设施就为大半座城市的居民提供了饭碗，然而饭碗换来的污染也极其惊人，工厂周围的土地和山上的植被都已被熏得乌黑，在萨那辛修道院门口便能看到铜矿从山里戳出的烟囱正在喷吐滚滚黑烟……


        战争的阴云也挥散不去。阿塞拜疆人凭着近年来卖石油囤积的大量外汇全力扩军、磨刀霍霍，就等着有朝一日杀回卡拉巴赫报仇雪恨。亚拉腊山脚下土阿边境畔深坑修道院外是一座卡拉巴赫战争烈士公墓，这场无谓战争牺牲品的墓碑上镶嵌着亚美尼亚三色国旗的图案。这样的烈士公墓在亚美尼亚有很多，在阿塞拜疆更多，只不过墓碑上换成了他们的三色星月旗。一位老者把我们带到不远处民族英雄凯沃克•咤武士（Kevork Chavush）纪念碑下，这位战士在土耳其境内组织游击队反抗土耳其人的压迫，最终兵败身死。咤武士身上缠满了子弹带，拄枪而立，怒视着咫尺之外阿拉斯河（Aras）对岸的土耳其。老者像所有亚美尼亚人一样，开始向我们痛陈大屠杀的种种惨状。“他们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砍死后全部扔进阿拉斯河里。我们亚美尼亚人都是和平的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对他们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残忍？”不同于那些牛气冲天的出租车司机，老者说话时的语气近乎可怜，再看看他的一身打扮，从鸭舌帽到鞋子都又脏又破，身上也污秽不堪，与都市流浪汉无异。后来，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老人是纳卡战争难民，原先住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有体面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子。孰料两族、两国关系突然恶化，房子未及卖掉就被充公，但他还算是捡了一条命，逃回亚美尼亚。亚当局将他安置在难民营里，此外也无力再提供别的东西了。当我们告别时，老者的声音突然轻了下去，语调也变得低三下四起来：“行行好吧，老爷，给点钱吧，行行好吧，随便给一点就行。”我一摸口袋，竟然只有200德拉姆的硬币（合人民币不到3元），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而他却已十分满意：“也好的，老爷，多少都好的。上帝保佑你，你们中国人一定都是和平的基督徒，全世界和平的好人都是基督徒……”
        可杀得眼红时，哪有什么“和平的基督徒”。纳卡战争总共造成4万多人死亡，其中大约近3万是阿军士兵。亚美尼亚政府与卡拉巴赫当局共驱逐了境内72万阿族居民，阿塞拜疆政府则驱逐了境内50万亚族居民。这位老人只是120万背井离乡难民中的一个。


        无论心情多么沉重，只要一回埃里温的中心，所有这些血腥的历史、灰暗的当下和迷茫的未来都被抛诸脑后。共和国广场上的音乐喷泉每晚都会准时奏响，虽然音乐和喷水花样天天都雷同，但从市中心餐馆涌出的市民仍会心满意足地坐在这里，直到Time to Say Goodbye的乐曲声告终。


        从埃里温回莫斯科飞机仿佛是当初去第比利斯时的场景再现。前排的亚美尼亚大叔干掉了一瓶干邑，开始醉醺醺地搭讪漂亮的俄航空姐，空姐则回以一个标准的俄式白眼。飞机又一次飞过了雄壮的高加索山脉，只不过这一次是回到俄罗斯无垠的草原与森林之中。

高加索在历史上一直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现在高加索这三个国家搞得还挺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