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的中餐馆是什么样子的？

　　想来，不论是外国人还是海外华人，让他们看陈晓卿的《舌尖上的中国》一定会有些放不下，可又有点小纠结。外国的老师只会看热闹，觉得好，觉得中国饮食博大精深，可他们又会觉得在自家街角的中餐馆怎么吃起来都是一个味儿啊；而对于海外华人来说，特别是上了点年纪的，这部纪录片无疑在撩拨了他们食欲的同时，那些笋，那些菌，那些莲藕，那些腊肉，那些火腿，那些豆腐都会搭接上他们的某根神经，勾动他们某种乡情吧，但去哪里寻到又新鲜又地道的食材呢。于是，国外中餐馆的老板大厨们还是捞起袖子挥起刀，照样进后厨埋头做他们的改良中餐去了。



　　从前，华人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毕竟，中餐馆早已成为境外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走到哪里，中餐馆就开到哪里。在我们的印象中，国外的中餐馆，特别是欧洲的中餐馆几乎都走一种套路，从店面店内的色调装潢到递上来的菜单菜品都有如中国功夫的拳脚套路一样，每次都中规中矩，绝不会跑偏到哪里，当然也少有能给人惊喜的。记得我1999年第一次去荷兰出差就是在一个雨夜中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外挂红灯笼，内盘金鳞龙的中餐馆所吸引，里面灯光昏黄，香阁里供着红脸扫帚眉、一团正气的关二爷全身塑像，空间局促得令人绝望，但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雨夜，当有着广东模样的小妹端上一盆酸辣汤，一盘麻婆豆腐，外加一小瓶喜力啤酒和一个空酒杯时，还有比这个更美好更给力的吗？真的没有了。

　　多年过去，中国人出境旅游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希望，各大城市的中餐馆数量几年里翻番的绝不在少数，巴黎、罗马、纽约、温哥华这样的中国人必到的城市想来自不必说，有时跟一些旅行社的朋友们出差去到一个比较新的国家“踩点”，我都会观察他们对中餐馆的兴趣点和热情所在，好像他们的确必当投以强烈的注意力，比如说这个馆子能接多少人的团，几菜几汤的标准，菜量如何，价格是人均十欧以内还是超过十欧（好像这是一把衡量的尺子），当然也会在大吃二嚼的时候点评下每道菜的味道和卖相，碰到真的量大且顺口的中餐就啧啧称赞。餐毕起身，中餐馆主人搓着手翩翩出场，态度谦和地询问一票人的餐后感时，这些旅行社的踩点人通常会提出内心定下的团餐的希望和要求，然后也不忘记到门口拿张餐厅的卡片。我其实挺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跟在领队或导游大叔小旗子后面的客人都有一个爱国的胃，特别需要爱国的味来满足。

　　从那个雨夜我吃到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一家中餐馆到现在已经过去14年了，但目前看，大多国外中餐馆里的当家菜基本没有太多变化，归纳归纳，前几名还是不外乎糖醋里脊、宫保鸡丁、腰果虾仁、麻婆豆腐，主食还是以炒饭居多，炒面次之。海外中餐馆原来的顾客群主要是本地人，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不得不抛弃本色，改良菜式，将酸甜口味及西式的配菜和食材添加进来。如今中国人已成为中餐馆最具价值和竞争力的消费群体，于是口味的回归成为主流，越来越地道的中餐馆也慢慢多了起来。

　　今年10月，我去到翡翠绿岛爱尔兰岛，8天里从北到南，从东至西。或许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爱国的胃，刚到的两晚都安排我们吃中餐，第一天晚餐的中餐馆叫做“李园”，第二天则换去了另一家名为“四季”的；第三天到了都柏林，中午饭在那家“帝王饭店”解决，而晚上则奔去了小城科克，依旧吃中餐，那馆子有个更为亲切的名字“熊猫妈妈”（Panda Mama）。光读这些餐馆的名字就可以瞥见国外中餐馆的共性，一打皇家牌，二打国宝牌，三打东方意境，至少听上去得特别中国范儿，当然是他们理解半径内的中国范儿。但公平地说，现在的国外中餐馆有些也与时俱进，虽然大多还是有红有龙有关公，但有些是混搭了更多西方元素，比起十几年前，感觉上总有些许变化。

　　印象最深的要算在都柏林的中午的那一餐。这家叫“帝王饭店”的中餐馆就在都柏林最繁华的商业街附近，在我理解看来是一条世界美食街，旁边是日餐和泰餐，隔一条小马路就看得到尼泊尔和印度菜馆那同样极富特色的装潢。其实，这家名头为“帝王的馆子”不怎么帝王，店面不大，里面一共也没有几张台子，而且台与台之间非常之密，可以想见这里的寸土寸金，不出个“帝王”价很难在这里做生意吧。由于某些事先沟通上的偏差，我们刚一落座，广东妹妹麻利地放上白茶壶，跟着是杯盘碗碟交响曲，只是她递过来的人手一份的套餐菜单却不是我们想要的。谁都知道，这些从汤到头盘到主菜到茶的路数是当地人的中餐用法，哪里适合我们这一票北上广，于是临时改为了零点，弄得餐馆里从小妹到厨师直至老板都有点小忙乱。好在这毕竟不是几十分钟才会上一道头盘的法餐，十几分钟后，大盘小盘就排着队被端上了桌，飘着酸、辣、麻、香、咸，一派中国气象，吃得众人一团和气，此时，热烈、祥和才是主旋律，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有人几分钟内对上胃口了，极赞了一番酸辣汤，我自己也赶忙悄悄多喝了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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