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东方学与中亚世界

袁剑（青年学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带着一种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害怕的面具，形成了时而外扩时而内缩、颇具魅力的周期性运动。在蒙古时代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之后欧洲殖民力量的大扩张，加上工业革命的技术推动，世界进入了一个海洋力量占主导的时代，欧亚大陆传统的陆上帝国逐渐衰落，并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伴随着海洋力量而来的制度与知识，在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的支撑下，迅速摧垮了当地既有的制度与知识类型，并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世界力量的大转移。这种转移，既是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的产物，也是隐藏在这些经济和军事背后的制度与知识竞争的结果，时至今日，尽管中亚地区早已不再是殖民地，但其制度与知识层面上的欧洲烙印却依然留存。

东方学与中亚知识的重构

近代的中亚世界进入了一个以欧洲殖民力量为代表的实力与机制彼此间相互竞逐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中亚之前在历史与文明层面所具有的传统与荣光已经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合法性，而必须经过欧洲知识体系这一“碾压器”重新碾压、分类和命名，在欧洲学术的重新包装下粉墨登场，但在这种“学术展演”中，主角却不再是中亚本身，而决定性地变成了欧洲。可以说，欧洲在这个时代成为中亚的监护者与代言者。

萨义德敏锐地注意到了在这种划分背后所隐藏的内部权力关系，他指出，“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在这种背景之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问题是，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东方都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萨义德认为这种框架是在19和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逐渐形成并成为当时西方（尤其是欧洲）民众的共识与假设：“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东方就像在课堂上、法庭里、监狱中和带插图的教科书中那样被观看”，在这种过程中，“东方学”就逐渐成型了，它成为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一知识将东方的事物放在课堂、法庭、监狱或教科书中，以供人们仔细观察、研究、判断、约束或管制”。正是在这种对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的认知中，东方学强化了西方（主要是欧洲）控制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认知，并且反过来又强化了东方学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学在研究体制以及内容方面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正是欧洲殖民力量急剧外扩的时期，从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时间里，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表面的35%扩大到85%左右，中亚恰恰就在这个世纪最终失去其独立性，被欧洲列强撕裂和吞并。正是靠着这套与经济、军事优势相互匹配的知识话语，欧洲成功地确立起对于中亚以及中亚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模式，并在议题与研究对象设置等方面维系了长期的垄断地位。

学术与探险

当然，这种对于中亚知识的垄断，依靠经济和军事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压服中亚民众还是不够的，这无法长期压服他们的内心。因此，总得有一些欧洲的知识人，用他们的双脚去丈量中亚的土地，去记录中亚的地理与社会，正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东方学考察中，欧洲以及后来美国的中亚知识确立了起来，中亚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在这些人当中，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Ellsworth，1876-1947）以及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中亚探险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斯坦因看来，“如果用近现代眼光来看亚洲腹地这块广阔的地方，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特别是自然环境和物资资源等方面更是不值一提”。但他却并没有就此止步，追寻中亚历史的使命感引领着他，“更能使我精神振奋的，乃是即将能够实现渴望已久的横越俄属帕米尔山地和阿姆河北部山系的计划。……我于1913年秋天向印度政府外交部递交了申请。经过英国外交部的交涉，希望获得俄国政府的同意，准许我游历帕米尔的阿莱地区，以及从西部进入中国境内，前往古代大夏所在的中亚地区，对古代丝绸之路必须经过的那些山地进行考察。”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斯坦因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地区所进行的活动，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学探查与考古学考察相结合的范例，他也是当时来这些地区进行考察的第一位有经验的考古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斯坦因的中亚探险无疑具有其先驱意义，也为中亚历史与考古知识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亨廷顿关注的内容则更多地侧重于地理环境层面，在他看来，中亚气候与文明的演变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他后来所撰写的著名的《文明与气候》一书中，就对这种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而《亚洲的脉搏》一书则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了他的中亚探险考察活动，引人入胜。他在后面一本书中写到：“几乎毫无例外，那些翻越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高原的旅行队遭受了饥饿、风雪和高山病的折磨后，常常有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牲口会在路途中死去。尽管如此，这条充满险恶艰难的道路上，几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疲惫、饥饿的旅行队的身影。人类对新奇事物、对获得财富、对能带来贸易和金钱的事物总是充满特殊的热情。这条艰难的通道还会被继续使用，因为它连接着自然条件迥然不同的两个地区，一边是炎热的印度，盛产茶叶、香料、布料；另一边是温暖适宜的新疆塔里木，生长着印度人喜爱抽的用来消磨无聊时光的大麻，以及各种优质羊毛、毛毡、羊皮制品。”而亨廷顿本人有次则“坐在昆仑山北峡谷的一棵桑树下，听这个朝圣者讲他两次去麦加的经历，他的故事里包括着亚洲地貌的概况。他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他本人和他的同胞的，他们性情温和、谦恭有礼、性格胆小，这都是由于亚洲腹地沙漠绿洲那封闭、沉闷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毫无疑问，环境始终是亨廷顿思考的中心问题，而在中亚去思考环境的问题，无疑又有了新的意义。

斯文·赫定的中亚探险则更多的是团队合作。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探险队把足迹留在了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回首走过的旅途，从黄海之滨经过前苏联到达新疆，大约是4000公里的历程，从准噶尔至喜马拉雅约2000公里。整个行程不仅包括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也包括东部的沙漠地带。全部行程相当于穿越了大陆，从满洲经过波斯、叙利亚、西奈、利比亚、西撒哈拉，直到素维拉角，或者相当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这段漫长的旅途固然充满着艰辛，但同时也使他领略了前所未见的景观，“在大地的测量中，在旅行的生涯中，在变幻的气候中，我们发现了地球上最强烈的对比。在博格达山、汗腾格里峰的永久冰雪带，在西藏高原最高的山峰，当初升的朝阳那炽热的光芒照射到一片洁白的冰雪上，当第一缕阳光投在山峰上；大地的其他部分却还沉睡在阴影中。”正是在这些地方，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为瑞典甚至欧洲的中亚知识提供了海量的信息。

战争与和平

书写在纸上的中亚知识显得温润平和，但当时的中亚之地则充满着冲突与紧张。欧洲在东方学模式下对于中亚知识的复述与重构，在数百年之后，最终必然要回到中亚本身，方能展现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从1815年至1914年，这是欧洲霸权扩张的百年，是东方学大发展的百年，同样是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百年。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共同的东方学，也打破了曾经具有同一性的中亚知识，新的中亚知识亟待重新书写。当初，斯文·赫定在结束他的科考之旅后，曾满怀期待：“当和平再一次降临时，我希望亚洲腹地的大门能再一次打开，持久的研究和考察工作可以继续。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会比以往更多地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飞机将会像汽车一样在各地的联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但是要想探知地区的秘密，要了解地球上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它上面繁衍的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需要再去探险。在没有人迹的地方，仍然需要那些古老的骆驼队历尽艰辛，穿越在沙漠之中”。如今，一百年又过去了，当中亚从战争真正走向和平之后，亚洲腹地的大门也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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