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创业难吗

外形似大车间，设计新奇、时尚。透过玻璃隔间，能看到几个人凑在一块热烈讨论，光线柔和、节奏轻快，空气里涌动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活力。
　　这是坐落于伦敦金融城的孵化器大楼，面积7000多平方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可以说，你们到了欧洲最大的孵化器单体建筑。”
　　世界各地劲吹创业风，欧洲也概莫例外。当地华裔、中国留学生等华人创办的各类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不少还是国际化的团队。与国内创业者相比，这些海外创业者既狂热，又理性——他们的目光已不单单是商业模式的突破创新，利用所学所长，对接市场的最新变化，不少创业团队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开拓，成为国际投资者眼中青睐的一块高地。
　　校园具备“搭团队”的创业土壤
　　“硅谷创业者来我们这儿开讲座，同样会引起热捧。但除了激情，这里的创业者更保有一份冷静。”
　　“90后”陈达博，本科毕业于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就读皇家艺术学院，正投身于被他称之为“激情又冷静”的一个创业项目。
　　EddyLabs，这是陈达博和两名大学同学在英国创办的一家物联网科技公司。两名核心创业伙伴，一个是有着建筑设计和软件开发背景的美国人，另一个是有着硬件开发背景的伦敦人。这个混血创业团队，初始就具多元化的全球视野。
　　近几年，在欧洲高校中出来创业的学生比例很高，很多高质量的创业项目最早就发轫于学校，创业团队的专业素质也相对高一些。
　　“学校给了我们搭团队的优质土壤。”陈达博说，创业团队目前的主要产品是一款根据老年人居住的环境而开发的一个智能家居设备，产品的灵感来源于他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在学校共同合作过的一个项目，这款设备可以通过分析老人家中环境的声音来判断老人是否需要帮助，从而将发生危险的几率降到最低。
　　记者注意到，在课程设置上，欧洲高校开设了很多与市场对接更紧密的专业。皇家艺术学院就开设了以项目制为主的创新设计工程，这也是陈达博读的专业，“这个专业中大量项目都是可以作为创业项目来进一步推进的，剩下的不适合的项目，也是因为它过于超前。”
　　在创新设计工程专业中，学生背景的组合促成了创业团队的形成。这个专业三分之一是设计师，三分之一是工程师，还有三分之一其他行业背景的学生，“这样的组合让你很容易找到能力互补的队友，并通过一个个项目熟悉对方，打下创业团队的基础。”记者了解到，随着设计与工程这两个大方向的融合，帝国理工今年新开设了一个从本科就开始的专业——设计工程，该专业的学生会更早地就接触跨学科的知识，这对培养创业者来说，再有利不过。
　　不仅课程设置与市场前沿接轨，学校的创业教育氛围也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不管你是什么专业，学校都会鼓励你去学习所有可能需要的能力，一切都以完成你的项目为目标，这样的能力在创业过程中非常有价值。”
　　曾比较过国内外学校创业环境的一位投资人说，国内课程体系设置稍显落后脱节，学校也缺少这样的前瞻眼光和创业教育氛围，大学生创业者的热情不小，可盲目创业的现象很多，更多是复制国外的商业模式，而缺乏真正有原创力的好项目。
　　鼓励有资产者变成天使投资人
　　一个理论上的创业项目要变成一个能在社会上生存的公司，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有一道重要环节就是资金。
　　就记者所见，欧洲本土的投资圈并不如美国和国内那般活跃，而当地政府通过政策激励带动了创投氛围。比如通过创新英国这样的机构，英国政府给从学校出来的高科技创业公司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生物科技、能源、医疗等相关行业。陈达博的项目在启动初期，就曾得到帝国理工学院、创新英国等机构直接资金支持。
　　再比如说税收政策，在英国，高净资产人群需要交税，但他们把钱投到初创公司，政府就会减税。如果投资失败，政府会补贴你50%的损失，这样的政策有利于鼓励高净资产人群成为天使投资人，为创业项目带来融资渠道。
　　一些高校还会通过校内孵化器以及创业比赛来鼓励更多学生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这样的创业大赛在国内也常见，但是欧洲高校和行业接轨度显然要更高一些，这些创业大赛会吸引很多当地的投资机构和孵化器来挑选创业项目，还有很多行业内校友来围观，优质项目也就高效地对接投资人。
　　不仅仅是政策，宽松和开放的商业环境也非常利于创业者。不少在欧洲的华人创业者并不把自己局限于华人圈子内，而是积极参加各种商业论坛等活动，谋求融入，以获得更多行业内的人脉。很多大公司也保有这样宽松的环境，比如谷歌伦敦总部，依然保持着鼓励创新的创业氛围，公司里设置了类似“创新工坊“的小车间，员工可以带朋友和家人来公司感受他们开放的创新文化。
　　孵化器生态圈相对成熟
　　“比起国内的初创企业，我更看好欧洲优秀初创企业的潜力。”作为投资者，科控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宰承峰在国内外转过一圈，这方面的体会尤为真切。
　　这一波创业的热潮催生了大批国内创业者，激情创业的同时，创业者也被别人的高估值过早地吊起了胃口，把自己高高悬在空中。几乎80%的创业者都会觉得自己应该成为那些胜出的特例，而只有投资人心里清楚“特例”通常意味着不超过千分之一的成功可能。
　　“有的创业者仅仅就做了APP，就漫天开价。相比之下，欧洲的初创企业有项目、有客户、有的还盈利了，也没这么高估自己的项目。”宰承峰说，在欧洲，很少会看到如此疯狂的创业者，创业者做的事情虽然很激进前沿，但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少了很多浮躁。也因为人口密度较低，创业同质化并不像国内那么严重，很少出现“百团大战”这种情况，相对的恶性竞争也会小一点。当然也有瓶颈，相比国内，欧洲法律比较繁琐，中国人因为不熟悉其法律背景，不知法律程序该怎么走，也就不敢贸然投资。“我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花了75个小时找法律顾问，交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但这一环走通了，到了后面一切就很规范、省事。”
　　在国际投资者们看来，差异还在创业孵化器、加速器所在的生态圈。
　　国内最近流传一份“B轮死”名单，一开始就被高估的创业企业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很多投资人意在玩资本套利，在乎的是谁接盘，而不在乎企业是否真正有价值。而在国外，“B轮死”是很难的。记者观察到，在欧洲，从最小的实验室、到孵化器，再到加速器，从天使轮到后面VC轮，每一环节都有相对成熟的运作体系。“在这里的创业孵化器，一个初创企业会配15个导师，这15个导师涉及创业项目的各个方面。我们从第一步就选最好的项目，进行全方位孵化，为它提供最好的资源，从我们这里走出的企业至少存活2年。”
　　“国内初创企业占据人力、市场等优势，但在国际上横向作比较，如果不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仅仅照搬海外模式，只在意资本套利的初创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