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历史-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

尽管外表上显得公正无偏，语言法令其实是捷克人的胜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捷克人的德语水平几乎与其母语不相上下，而德意志人罕有能够掌握捷克语者。因此，一旦双语能力成为进入省级行政机构的资格要求，捷克人自然会胜出。

语言法令在德意志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巴德尼事先却没有与德意志议员进行任何沟通。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向全奥地利的同胞、乃至德国人发出号召，舍纳雷尔的最后一次机会到来了。

1897年，舍纳雷尔重新被选人议会，很快便显示出了他的力量。他领导的德意志民族党人数很少，几乎全部来自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却具有激烈的变革意识。为了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必须彻底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而为了弥补绝对数量的不足，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野蛮的作风引起人们的侧目，而不得不发现他们的存在。舍纳雷尔利用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控制了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那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经常聚众闹事，编成所谓的“大学生团”，拿着粗硬的棍棒四处挑衅，殴打学校里的斯拉夫人、犹太人或天主教徒，成了舍纳雷尔的冲锋队。舍纳雷尔的原则，即“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成了后来希特勒模仿的对象。

在国会里，德意志民族党之暴烈丝毫不弱于横行街头的大学生们。议员们无视议会规章，墨水瓶被四处乱抛，歌声与骂声同起，口沫与拳头齐飞，还有震耳欲聋的玩具喇叭伴奏。巴德尼被一个议员辱骂之后，两人进行了决斗，生气勃勃的泛德意志主义者果然身手不凡，弄伤了首相的胳臂。

语言法令激起的民族冲突在维也纳、格拉茨等地引起骚乱。卢格走上街头，领导富有而体面的维也纳市民游行，高呼“赶走巴德尼！”。巴德尼束手无策，弗朗茨·约瑟夫一如往常，随时准备牺牲他的首相以恢复街头秩序。1897年11月，巴德尼成了第一位被公众赶下台的首相。

牺牲了首相之后，皇帝并不打算放弃努力，他希望保存哈布斯堡帝国，以护卫他的臣民。巴德尼的语言法令是最后一次试图打开奥地利民族冲突的死结。但是，两年后，他还是撤回了法令，从而宣告改革失败。塔费内阁垮台以后，后继的一连串奥地利首相仿佛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7年间换了8个政府首脑。尤其是巴德尼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利用宪法第14章规定的紧急状态法，直接发布诏令进行统治。

帝国议会的议员先生们丝毫不让弗朗茨·约瑟夫省心，他伏案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不得不在夸夸其谈的豪言壮语中分辨出各党派真正的意图所在。在一个“主义”、“理想”满天飞的时代，弗朗茨·约瑟夫恰恰是个没有什么理念的人。这曾经使他在护卫权利时具有独特的力量。但到了19世纪末期，正是主义、理想这些东西创造并维持国家的存在，德意志与意大利正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哈布斯堡王朝的臣子们摆脱愚昧和被奴役的状态时，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有吸引力的“奥地利人”的概念来团结他们。相反，政客们不负责任的行动只是为了党派利益，民族的、宗教的差异被政治的、经济的争夺夸大并固定下来。人们心胸狭隘、互相仇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最终使君主国嘎吱作响的国家机器陷于崩溃。

欧洲华人旅行社供稿，欧洲当地旅游

繁忙的公务之余，弗朗茨·约瑟夫抽空享受骑马打猎的乐趣。凯特琳娜的友谊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凡人小事的乐趣，据说她试图在外交方面发挥影响力，但并无可靠证据。梅耶林的悲剧发生之后，茜茜长达两年没有公开露面。作为一个韶华已逝的妇人、一个不理解自己儿子的母亲，同时，（在并非谴责她的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无法为丈夫提供安定的家庭生活的妻子，她顺从地听任余生被悔恨与自责笼罩在阴影中。她曾经使维也纳的宫廷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最光彩夺目的地方，现在却总是穿着浓黑的丧服，清瘦苍白，像是沉浸在往事中的幽灵。

但是，脆弱的外表下蕴涵着一颗丰富的心灵。茜茜一方面不愿意抛头露面，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把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不安来自多种因素。医生的解剖证明，鲁道夫死前已经陷于某种精神失常。茜茜有些绝望地发现，自己带给鲁道夫的威滕斯巴赫家族的遗传或许是罪魁祸首。她有些犯罪感，又有些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挥之不去的疯狂的基因会向她讨要生命或者理智呢？她的美貌曾经使她像每一个天真的妇人那样自负，但那个时代为妇女设置的种种障碍使浪漫热情只能转向想象的空间。弗朗茨·约瑟夫并非善解人意的丈夫，茜茜在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分居。正如她不能带给他平凡夫妻的快乐一样，他也不能使她善变的心灵有一个最后的和有包容性的港湾。鲁道夫的悲剧使她直接面对生命中的悲剧、生活中的不幸与丑陋。弗朗茨‘约瑟夫缺乏想像力的关心不仅未能安慰她，反而更深刻地显示出生命的本质原来是恒久的孤独。她已经是个50多岁的女人，却无法摆脱灵魂的不安。痛苦是她惟一的装饰品，她不加掩饰地自虐，引起弗朗茨·约瑟夫和女儿们的不安，或许也会带来一些剧痛后的松弛感。

小女儿静悄悄的婚礼举行过以后，茜茜一度中止的旅行生活一发不可收拾。她的行程不仅包括巴伐利亚和科孚这些旧爱，风格迥异的瑞士、里维埃拉和北非又成’了她的新欢。当有人向她介绍塔斯马尼亚的美丽风光时，她甚至打算弄条船来进行一次环球航行。茜茜在外旅行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与她就只有书信联系。保留至今的1890年9月至1898年9月期间弗朗茨-约瑟夫写给茜茜的信在474封以上。内容则不是叙述天气的变化、国宴的细节，就是汇报鲁道夫的小女儿的近况，以及与凯特琳娜的交往、维也纳的新剧。

弗朗茨·约瑟夫偶尔也会被蒙特卡罗的赌场、里维埃拉的公园所吸引，陪同茜茜在欧洲富有的上流社会集聚的地方游玩，只不过双方的行程很难契合，这样的机会非常之少。1896年3月，长寿的维多利亚女王生平第一次“同时见到了奥地利皇帝与皇后阁下”，有这样殊荣的还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新任总统福莱，而且这还是弗朗茨·约瑟夫生平第一次接见一位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其他的贵宾包括奥地利王室的亲戚——罗曼诺夫大公、威尔士亲王和弗朗茨·约瑟夫的老相识、前法国皇后欧仁妮。

欧洲华人旅行社

1896年是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地区的千年纪念，布达佩斯的庆祝活动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作为热情的马扎尔人衷心爱戴的王后，茜茜与弗朗茨-约瑟夫一起参加了欢腾的庆典。5月，匈牙利首都召开了千年成就展，农业国以吉普赛音乐和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为其特色的形象已经被焕然一新的工商业城市布达佩斯所取代。

斯洛伐克中等学校到1874年就被关闭了。1883年，马扎尔语成为所有学校的通用语言，这一政策发展到最后，是1907年通过的教育法令，要求所有学校教师宣誓效忠，如果不能让孩子们掌握马扎尔语的话，他们就会被开除。到20世纪初，匈牙利九成以上的官员、医生和法官都是马扎尔人，八成以上的报纸是马扎尔文的。境内的德意志人仍然在工商业界占有优势，但也越来越带有马扎尔特色。犹太人在“同化”政策之下已经渐渐融入匈牙利社会，特别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弥补了质朴的马扎尔乡绅的不足。

其本民族文化在匈牙利得不到发展的斯洛伐克人和乌克兰人在北美找到了新的家园。他们飘洋过海，在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了给留在欧洲的穷亲戚们带来希望的“美国表兄”。他们的民族传统在美国得以保存，最后，他们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立场：除了追求自由以外，美国政治家理解并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导致1917年，美国对战争的干涉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