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

弗朗茨·约瑟夫与威廉一世在这年的8月匆匆一晤，双方交谈甚欢，其后又在萨尔茨堡举行了进一步的和谈，距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在这里大出风头不过五年。整个奥匈帝国只有波希米亚议会对法国表示同情，抗议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但是，这样的道义支持与其说对法国有好处，不如说对德国进行无用的挑战，数十年之后的1938年，法国用同样无用的方式表示了对奥地利的同情。

弗朗茨·约瑟夫以其惯用的突如其来的手法，在1871年11月要求博伊斯特辞职，与捷克人的和解因为捷克人实力不足，以及马扎尔人的嫉妒和德意志人的蛮横而失败。安德拉西在其中大显神通，博伊斯特则无论内政外交都没有令皇帝满意。既然要与俾斯麦取得默契，那么当初以其反俾斯麦的立场上台的博伊斯特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尽管他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博伊斯特被打发到伦敦，担任奥匈帝国的大使，安德拉西继任外交大臣。这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职位，他成功地将弗朗茨·约瑟夫的注意力引到外交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位黝黑而富有魅力的马扎尔人将是维也纳宫廷和帝国政治中的显赫人物。

安德拉西继续了博伊斯特的与德和解政策，他关注的也是东方事务。1864年至1877年间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伊格纳切夫将军是个善于四处煽风点火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希望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基督徒。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公爵趁机宣布俄国不再认为有遵守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欧洲政治家们开始猜测“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风波恐将再起”。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俾斯麦不愿意在一个普鲁士本身无利可图的地区与人发生冲突。安德拉西作为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也无意在巴尔干地区获得某种优势性地位。因此，俾斯麦建议在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缔结一项松散的同盟协定，保证通过外交途径而不以战争方式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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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欧地区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巴尔干地区的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这个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从60年代开始，俾斯麦的身影笼罩着西欧与中欧，西方大国的争斗不休使中欧人民有机会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民族主义以其单纯和容易为人接受的特点成了群众起义的重要口号，政治领袖用它来煽动民心，年轻的、下层的民众用它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偏见、傲慢、无知与社会怨恨使民族主义成为凝聚民心的工具之外，更成了社会变革和动荡的原因。

多瑙河以南和以东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还处在原始状态，开发主要限于农业方面。工业进展缓慢，行会法的广泛存在阻碍了现代化工厂的建立，蒸汽动力姗姗来迟。外国人在此地修筑了一些零星而互不连接的铁路，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当地的铁路企业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的资本进行经营。但是，经济的缓慢变化已经召示着重大政治变动的来临。

曾经是欧洲人的恶梦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走向衰落，在西方列强的关注下，奥斯曼帝国在军事、财政和行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这几个方面密切相关，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助于抵御外辱和国内治安，但所费不粢；而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必然会加剧各地包税人的横征暴敛，转而可能会使各行省发生骚乱，政局不稳。在西方影响之下，60年代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明显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们开始了解西方，尤其是法国的作品，并立即学会使用西方民族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术语，抨击苏丹专制政府，断言只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才能为土耳其带来繁荣富强。对苏丹而言，幸运的是他统治下的众多基督徒与穆斯林民族混杂相处，臣民中的宗教、种族、社会及经济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这样，土耳其帝国尽管被称为欧洲“病夫”，却病而不死，勉强维持局面，任何带有普遍性或协同一致的国内起义都很难持久。多瑙河两公国的民族领袖库扎在位7年间用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于1862年将两个议会合并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议会，地点设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国成立，1866年的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库扎的统治，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又与拿破仑三世也沾亲带故的亲戚正式成为第—位“罗马尼亚”大公。塞尔维亚大公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在位期间，该国建立了一支兵精马壮的近代化军队，并迫使土耳其军队在1867年撤出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要塞。次年大公神秘遇刺，他的堂弟米兰继位，但他还只不过是个14岁的孩子，因此，塞尔维亚在其后数年间由一些年长的政治家摄政。居住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保加利亚农民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偶尔也夹杂着一些穆斯林居民，在巴尔干半岛南端和马其顿，则包括人数较多的土耳其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的保加利亚，文化复兴比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民都要晚得多，其原因主要在于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教育。保加利亚人与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贸易往来，一些语言学家就东西部方言所进行的争论除了导致保加利亚文学语言形式的混乱之外没有任何好处。长期以来，保加利亚人一直本能地痛恨身为征服者、收税人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在60年代，反对希腊宗教和文化统治的长期斗争达到高潮，俄国人鼓励保加利亚人为自己谋得某些权利，但保加利亚人要求得更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教会，像亨利八世摆脱罗马教皇一样摆脱君士坦丁堡的控制，1870年，他们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土耳其政府批准成立保加利亚大主教区，下设14个主教区，由一个不属于总主教的会议管理。通过这一政策，土耳其政府希望利用保加利亚人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宗教仇恨，有效地消除境内基督徒之间的联合反抗，在这一方面，土耳其人的成功持续了40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大主教区成了保加利亚民族感情的发源地。几年之后，这种民族感情就成为点燃东方大危机的熊熊烈火的原因之一。巴尔干的每一个民族几乎都可以在奥匈帝国内找到规模相当大的同族人群，他们在帝国内是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在巴尔干却已经有机会建立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本来并非不可能达到，但是外部的动荡会加剧内部的社会不满，奥匈帝国这架吱呀作响的机器缺乏应变的能力。因此，巴尔干地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必然会影响帝国境内的民族平衡，在一个民族主义势力张扬的时代，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不得不拖着庞大而虚弱的躯体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