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一世与俾斯麦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奥托·冯·俾斯麦1862年9月受命领导普鲁士内阁时刚刚47岁。他高大挺拔，肩膀宽阔，吃得多，说得也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行动敏捷、意志坚强的人。性情急躁，精力充沛，特别喜欢抓住棘手的题目大做文章，而在他愿意的时候会极有魅力。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门第甚高，是后来的德皇威廉的少时游伴。俾斯麦周岁时全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但母亲不希望俾斯麦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容克，因此，普拉曼学校中就多了一个好斗的学童，咄咄逼人，更不会自我怜悯。到了晚年，俾斯麦把自己比作是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波美拉尼亚沼泽的大雁，他对城市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他说自己“最喜欢穿着涂油的靴子，呆在森林深处”，“永远渴望离开大城市，躲开文明的恶臭”。16岁时，俾斯麦到三位一体教会牧师、柏林神学家施莱尔马赫那里去上宗教课，但直到青年时代的一场激情迸发的恋爱之后，他才虔诚地信仰上帝。不过，俾斯麦的上帝在所有问题上永远赞成他内心的一切决定，诚如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一篇诗篇所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敌人的牙齿。

俾斯麦在汉诺威的哥廷根上大学期间行为放浪，但是，“在所有这些装腔作势的表现后面一定隐藏着卓越的才智和诱人的魅力”。1839至1847年，俾斯麦过着乡村地主的平静生活，“我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听人指挥”，但此时他的政治观点只不过是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保守的容克所持的立场，他赞成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最终还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认可的。1849年入选国会下院议员，1851年被任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在“政治上纯洁的情况下”到法兰克福去的。在那里，“我在夸夸其谈的艺术上已有巨大进步”。这不完全是夸张，此后8年，俾斯麦得以就近观察中欧的政治与外交局势，对有资产、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开始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人们在法兰克福对奥地利人卑躬屈膝，意识到维持现状就是使普鲁士只能成为中欧的_一个二流国家。因此，他反对与奥地利的密切合作，认为这会“将我们那些云杉木制造的搏击风浪的快船和奥地利千疮百孔的旧战舰捆绑在一起”。

1859年，俾斯麦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当法奥在意大利的战争引起的危机影响到欧洲政局的时候，圣彼得堡的普鲁士使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受人重视的地方。但是他在仕途蹭蹬中对东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改任驻法大使之后不久，便被登基不过一年的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

与具有“统治者本性”的俾斯麦相比，威廉一世贵在有自知之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因而得以与强硬的首相达成良好合作。他曾在1814年投身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此后便致力于军事工作。由于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后代，他成为未来的继承人。1861年登基后，宣布开明的“新时代”而深得人心。内阁中引人注目地包括了著名的保守派和温和的中间派人士。1862年春天，威廉的军事改革试图扩军、延长服役期，遭到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反对，拒绝批准新的财政预算。国王与议会僵持不下，一度以退位相威胁，但俾斯麦的被任命表明，国王打算与议会中的反对派斗争到底。俾斯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解决这场宪法危机。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所谓的“漏洞”理论，即：普鲁士宪法规定，一切法律都应当是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一致同意的产物，但是，并未说明当这三者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哪个方面应当让步，因此，当面临重大事件时，“国家存在的需要就够了……惟有需要才是决定性因素”。从而理所当然地，政府在国王与议会意见不一致时可自主执行预算计划。在他有名的“铁和血”的演讲中，俾斯麦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因此，“普鲁士必须保存它的实力，等待良机，这样的良机已经错过了好几次。普鲁士的边界现状与正常的国家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与多数原则所能决定的……要解决它只有铁和血”。

在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就与奥地利驻法大使、弗朗茨·约瑟夫的幼时同伴理查德·梅特涅主动接触，表达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导权的意愿。普鲁士虽然更乐意通过对话、尤其是同奥地利取得谅解的方式获得这样的地位，但如果维也纳不与之配合，俾斯麦威胁将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以保证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这种软硬兼施的威胁被当成不过是奥地利人非常熟悉的陈词滥调又在老调重弹罢了。因此，当俾斯麦向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卡罗伊大胆提出“奥地利应当将它的政治重心由德意志移往匈牙利”时候，无论是弗朗茨·约瑟夫还是他的大臣们都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奥地利皇帝在1862年忙于考虑社会经济改革，年底之前批准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改革商业法规，赋予公民更完善的个人权利，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改革地方行政管理和完善司法程序等。-施1默林则试图激起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1863年，一位在1848年被法兰克福议会派往维也纳支持革命的前激进分子弗洛贝尔在那时幸运地逃脱了被温迪施格雷茨处死的命运，流亡美国多年之后，现在成为给施默林服务的文人和智囊。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施默林说服弗朗茨·约瑟夫召集所有德意志王侯云集法兰克福，从而让这些统治者、而非他们的大臣们决定德意志的未来。

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次试图在德意志邦联中赢得领导权。德意志各邦都同意参加，但是，所有德意志王侯中最强大的一位——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态度暧昧。作为一个言行谨慎的66岁的老人，他不乐意仓促行事，尤其不会被弗朗茨·约瑟夫嗜好的规模庞大、场面壮观的聚会所吸引。在他的脑海中，幼年时他的父亲在拿破仑一世召开的德布勒森王侯会议上所受到的羞辱还记忆犹新。至于他自己，虽然在1848年革命中主张动用武力而被称为“霰弹亲王”，但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浪之后，越来越表现得像一个保守的老人，臆想革命会风云再起。据说他常常站在王宫窗前，看着下面的庭院说：“在王宫庭院的那块地方，他们会给我树立断头台。”威廉游移不定的消极态度受到他的首相俾斯麦的鼓励。俾斯麦不会让奥地利有机会得到他认为它不配得到的地位。因此，普鲁士人既没有立即接受弗朗茨·约瑟夫的邀请，也没有马上拒绝他。当信心十足的弗朗茨·约瑟夫来到法兰克福时，普鲁士人没有一点动静。不过，威廉实际上就在从法兰克福坐不到3小时的火车即可到达的巴登巴登。因此，萨克森国王受全体德意志王侯之托前往普王驻跸之地，盛情邀请他前往参加德意志大家庭的兄弟聚会。

威廉感到不可抗拒的吸引力：“30位德意志亲王的邀请、信使还是个国王！叫我如何能够拒绝呢？”但是俾斯麦态度强硬：前往法兰克福，则意味着承认哈布斯堡王室在德意志的领导权；留在巴登巴登，才会破坏维也纳的计划，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和欧洲的强国地位。尽管极不情愿并且进行了长时间争吵，威廉最终还是向俾斯麦屈服了，他向法兰克福表示了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的拒绝。

没有普鲁士的参与，弗朗茨·约瑟夫的这次行动就丧失了大半的意义。法兰克福议会中亲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民族协会在王侯会议期间贴出了一张招贴，针对奥地利的意图，给弗朗茨·约瑟夫提出他不可能作到的条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可以的，“……如果他愿意彻底抛弃一切，做一个无为而治的德意志皇帝。……如果他有信心把自己置于这个民族的首脑地位，……立即承认1849年宪法规定的永远不变的公民权利；……如果他最终能够实现与其他帝国内各民族的和平与和解，使他们愉快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敌人。”

到这一年的秋天，普鲁士最终拒绝了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要求。对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表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在王侯会议召开前的一个礼拜，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接到拿破仑三世的一封电报，通知他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国民议会已经宣布他为墨西哥皇帝，一个充满阴谋、野心、幻想和欺骗的故事达到了高潮。

故事的中心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在1821年独立，两年后采用联邦制，在其后的30年间换了46次首领。动荡不安的政局伴随着大量道德败坏、组织涣散、金融混乱和欺诈腐败的现象。教会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人数众多农民贫苦无知，军官养尊处优，士兵只知盲从，各种等级、阶级和地区行政划分使国家实际上陷于分崩离析的地位。50年代中期上台的胡亚雷斯两次厉行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并获得了强大邻国美国的承认，但是墨四哥糟糕的财政状况迫使胡亚雷斯在1861年宣布全部外债缓期两年偿还。这使欧洲各国长期以来“耐心等待”政策变成采取行动，法国、英国、西班牙动用军队，试图强迫墨西哥归还外债。

法国的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久之后，英国、西班牙撤军，拿破仑三世却相信法军在墨西哥将作为一支解放的军队而受到欢迎。他以惯有的浮夸自大将法国设想为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对抗美国势力的拉丁世界的保卫者。由于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已离开首都，美国又发生了内战，拿破仑三世计划扶持一个欧洲天主教的亲王在此建立君主制，从而使欧洲的政治经济势力进入拉丁美洲。在他的促使下，墨西哥的教会党人向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发出了信号。

在墨西哥建立君主制的可能性立即使马克西米连的思想活跃了起来。之前，他曾经积极倡导海军的现代化改革，在意大利深孚众望，一度吸引许多米兰人放弃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要求。但是，他的行动从来没有得到宫廷全心全意的支持，弗朗茨·约瑟夫维护哈布斯堡帝国的念头太过根深蒂固了，马克西米连在北意大利建立某种自治的意图被温和而坚定地挡了回去。好在马克西米连是一个热爱自然、感情丰富的人，他在与夏洛特成婚以后不惜重金修筑了一座奢华的住所，至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家庭生活上。

夏洛特聪明伶俐，在她身上，全欧洲最年轻的君主国的上进心清晰可见。或许这正是苏菲对她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妻子的欲望总是能够激起丈夫想要获得成功的进取心，寻常的男人会发愤工作，为妻子弄来金灿灿的财富、亮闪闪的衣饰和众人的瞩目与赞叹。但是，这次夏洛特想要的东西太独特了，获得它既有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取得成功又意味着巨大的光荣。

马克西米连也深深地被拿破仑三世送来的礼物吸引住了。皇帝已获得了一个健康的继承人，皇后又还年轻，虽然前两年困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但是自从1862年冬天以来，情况已经有所好转，甚至还参加宫廷的盛大宴会，看上去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因此，皇后再生育的可能性很大，而马克西米连承嗣的前景越发渺茫。更何况，自从有人在弗朗茨·约瑟夫面前对马克西米连在意大利的活动进行挑拨以后，兄弟俩之间多少有些隔阂。马克西米连深知，他的哥哥属于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的那种人。在他当政期间，自己想要放开手脚有所作为必然会有一定的难度，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倒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弗朗茨-约瑟夫对拿破仑三世一直心存警惕，但这个“大流氓”伸过来的橄榄枝意味着奥地利可能会与法国合作，从而摆脱其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另外，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显然得到了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的程度不同的鼓励。在这个革命的大众势力磅礴的时代，君主制度受到了民主力量的冲击，能够在遥远而充满机会的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君主制国家毕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他明白，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前程着想，但是，作为一个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弗朗茨-约瑟夫深知墨西哥绝非一块好啃的骨头。虽然他并不了解那个陌生的国度，但是常识告诉他，如果不是烂得一塌糊涂，墨西哥人何以要请外面的和尚来念经呢？如果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巨大回报的话，拿破仑三世何以要把这份厚礼拱手让给先前的敌人呢？因此，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关注事态的发展，但基本上是听任马克西米连自己斟酌决策。马克西米连的豪宅与巴黎、布鲁塞尔进行着密切的联络。

这一年的春天，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发动起义，俄国驻军力量强大，起义者中没有一位加富尔式的人物，反而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化。因此，两支俄国军队迅速而残酷地结束了波兰人的独立自由之梦。俾斯麦向俄国表达了同情，他从圣彼得堡写信给他妹妹说：“把波兰人狠狠地揍一顿，使他们丧失生存的勇气；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可是我们既要生存，就只好把他们消灭掉；狼之所以为狼，是上帝创造的，狼自己又有什么法子呢？但人们只要有可能，仍要把狼射死。”但奥地利对波兰人一向不错，它所面对的情形要微妙得多：加利西亚的波兰贵族是施默林在国内除了德意志人以外惟一最忠实的支持者；弗朗茨·约瑟夫则梦想着为哈布斯堡王室获得一顶波兰王国的王冠，但是，他又不可能与英国、法国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一方面是俾斯麦成功地获得了沙皇的欢心，另一方面是奥地利失去了外交主动权。

奥地利的困境同样反映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问题上。这一问题自1848年以来就困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英国首相帕麦尊曾说，只有三个人明白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疯了，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本人，但他已经把这个问题完全遗忘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易北河下游地区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边界，数百年来一直受丹麦统治。维也纳会议肯定了1815年的现状，甚‘至还把劳恩堡小公国并人丹麦国王的版图。但是，在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这两个地方，德意志居民占绝大多数；它们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丹麦国王作为荷尔斯泰因的统治者自然也被承认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此相反，在石勒苏益格，城乡居住的丹麦人多于德意志人，虽然这个公国的南部几乎像荷尔斯泰因一样德意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