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时代 德国的工业革命

中欧旅游，德国的工业革命是什么时候？俾斯麦和德国的崛起，

“新时代”

19世纪60年代，中欧人迎来了一个“蒸汽动力时代”，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继续以加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奥地利，1848年之前就初具规模的铁路网从波希米亚开始，延伸到各边境地区，将西欧与东欧连接起来。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铁厂与机械厂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车床、操纵汽锤、调动起重机。工业生产得到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快的速度。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到处都厂房林立，浓烟滚滚。每个城市都挤满了刚从乡村来的充满希望的青年人和他们青春已逝、美梦破灭的老乡。更幸运的人在都市的华宅里找到了位置，新来者则在拥挤的贫民窟窿里向往新生活。

中欧政坛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1859年隐居乡间的梅特涅先后去世，旧制度从此失去了重要支柱。曾经主宰意大利的拉德茨基元帅、影响匈牙利历史进程的包贾尼分别在1858、1859年死去，他们的时代也随之烟消云散。1861年，加富尔在意大利人争争吵吵的统一过程中心力交瘁，还不满51岁就病死了。国王开始频繁地更换首相，宫廷中即刻涌现出一些小团伙漫无目的地竞争地位和利益。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在同年逝世，身后是一个早已不尊重他的传统的国家。威廉一世登上王位，宣布开始他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最终被证明是俾斯麦的时代，对普鲁士来说是这样，对中欧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如此。

弗朗茨·约瑟夫的前两次宪政实验造成国内各民族在60年代初产生新的格局。


俾斯麦时代 德国的工业革命
通过《二月特许令》，施默林建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尽管其主旨是中央集权的，但却由于将地方议会变成国会必不可少的选举单位而给予它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恢复匈牙利议会使富于政治经验的马扎尔人得以建立一个与维也纳对立的政治中心。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匈牙利人已经从科苏特的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即无论以煽动马扎尔民族狂热的手法，还是采用与拿破仑三世、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合的手段，都不能解决匈牙利的根本问题。像科苏特一度取代塞切尼那样，戴阿克此时成为马扎尔人的领袖。这件事情本身即说明，经过1849年的内战和其后10年的专制统治，匈牙利人开始以一种冷静的政治风格、以温和的方式坚定地维护科苏特以暴烈得多的手段追求的东西。
戴阿克熟悉法律程序，律师的本能使他更倾向于以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而他非同一般的谦逊无私的品格，使马扎尔人有了一个清醒、没有个人私欲的领袖，虽然科苏特仍然是马扎尔人心目中地位无可替代的英雄。戴阿克也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令他既没有律师令人不快的个人野心，也没有乡绅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通病01849年马扎尔人的战争一方面是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却无法应付匈牙利境内大量存在的从属民族同样的要求。因此，意大利人可以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马扎尔人同样的理想却会成为一柄双刃剑，伤害匈牙利国家本身。戴阿克清楚地知道，匈牙利只有与哈布斯堡帝国联合起来才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国家，同时，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存，又必须抵御帝国权力的侵蚀，以及与境内其他民族达成和解。这样细致微妙的工作如同走钢丝绳一样，既要有高超的技巧，又要能随时站稳自己的立场，而戴阿克正是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适时出现的人物。
按照《二月特许令》的规定，匈牙利议会在当年4月召开。戴阿克的领袖地位已然确立，乡绅中的多数人虽然仍保留着科苏特式的一味抗拒、却无计划的斗争方式，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戴阿克的解决方式，尽管他们可能是试图利用戴阿克的高尚品格和高超技巧以求达到自己激进目标。戴阿克在议会发表了语气温和、态度强硬的演说，强调1848年法令的合法性，拒绝再回到传统的与哈布斯堡王朝讨价还价的作法上去。施默林当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并向匈牙利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及时向咨政院派出代表的话，匈牙利议会将被取消。因此，第七款就有可能要付诸实施。面对这样的威胁，匈牙利议会在解散前一致通过了决议案：匈牙利国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那些与匈牙利政治统一、领土完整没有冲突的民族的要求；境内各种宗教（包括犹太教）一律平等；清除封建主义的一切剩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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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阿克高估了他的对手，施默林无意去吸引匈牙利社会下层人士及非马扎尔人。作为19世纪最保守的王朝，哈布斯堡的皇帝不会去与斯拉夫农民合作反对马扎尔地主，马扎尔人虽然不停地给维也纳找麻烦，但到底还是有传统、有历史的民族。

同时，德意志自由派也不会支持那些落后民族的权利要求。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在英国对“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作出经典解释，自由主义的能量也还未完全耗尽，但是，社会思潮中已经出现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和右派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原则经过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也已渐失其纯真，知识分子从凌空蹈虚的理想中回到了现实。1810年，一位德意志人就曾宣布：“全欧洲内，伟大既重要且永恒的事物当然为德国。”

1854年，戈宾洛推出“雅利安优越论”，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之下，民族优越感与想获得领先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德意志人坚定了对自己使命的信仰，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之后就前往北美洲的自由之地，另一些转向激进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更多的则已经相信，要成为一个承担起重大历史任务的民族，必须与统治者合作，为王朝注入新的活力，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某些目标。巴赫体系倚重德意志中产阶级官僚，并使哈布斯堡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大大提高了维也纳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施默林又制造出了一个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会，藉此他们可以影响帝国的外交政策。种科迹象显示，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愈来愈符合大德意志的标准，因此，先前在1848年革命中以激进派面目出现能人，到了1861年就变成了王朝统治的支持者。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并不了解奥地利帝国存在的问题。由于他们自己在帝国内居于主导地位，因世他们不理解其他民族出于其历史而提出的权力要求，反而将传统视为保守，而视自己对匈牙利人的敌意为革命行动；由于他们从来都享有语言、文化上的自由，因此视其他民族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政治文化斗争为针对德意志人的行动。因此，尽管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帝国境内政治上最成熟的民族，但是，他们在1861年接受了一个假国会中人为的多数派地位，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由主义原则，阻碍了与帝国内其他民族达成联合，并且无论其政策如何，都必须与哈布斯堡王朝合作。

因此，在咨政院占多数的德意志人同意施默林的政策，即匈牙利人视为根本的1848年法令并不合法，应予取缔。1861年8月份，弗朗茨·约瑟夫解散了议会，暂缓自治，实行一种类似于50年代巴赫体系的“临时性”行政机构。

正在这时，科苏特提出联合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成员国的国防、外交、贸易等政策由联邦会议统一制订，内政则充分独立，成员国在各个方面完全平等，连首都也轮流设置于佩斯、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及贝尔格莱德。与先前煽动马扎尔民族狂热时期相比．科苏特十分重视克罗地亚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的自治要求，匈牙利境内的非马扎尔人地区甚至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官方语言。但他不认为自己对斯拉夫人作出了妥协，相反，为了成为富裕、强大的一流国家，匈牙利人应当与南部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合作。但是，科苏特的主张反而加强了匈牙利人与哈布斯堡王朝和解的倾向。一位自由派政治家认为，如果连科苏特都认为匈牙利人无法独立存在于中欧的话，那么，去和维也纳的德意志人共居将远胜于同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合作。地主阶层担心土地分配问题会引起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希望政治局面受到约束而使他们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也反对科苏特的设计，而倚赖于戴阿克精细的和解工作。匈牙利人是一些精明而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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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等”——等到一个好的时机继续提出其政治要求。

捷克人是促使《十月文告》垮台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发现，在施默林的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捷克人既没有像马扎尔人那么多的贵族人口，又不像德意志人在帝国政治格局中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因此，捷克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民主权利的吁求。在克雷姆泽，帕拉基提出了一个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使奥地利成为各民族共存的新型帝国的倡议。但是，学者出自良心和正义的理想提出来的计划对捷克政治家来说要求太高了，他们模仿匈牙利人的样子，提出基于所谓历史的权利要求，即复兴早已不存在的波希米亚王国，建立“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但这种缺乏历史基础的民族主义要求可能意味着失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西里西亚，或危及摩拉维亚，甚至波希米亚自身都有可能陷于分裂。与匈牙利人一样，捷克知识分子也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但是，后者对捷克人民的解放殊无兴趣，因为那只会意味着解放他们的农民。因此，捷克领导人只能对农民的经济困境视而不见；而且，波希米亚贵族虽然提出了“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的诸多权利，但却无法想象一旦抛开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廷，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容身的政治体系。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捷克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前往维也纳参加咨政院，接受德意志多数派的高高在上，与匈牙利人相比，他们显然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捷克人的行动从两方面看都失败了：捷克贵族的“历史”要求没有现实的基础，无法通过斗争从帝国获得相应的自主权利；捷克政治领导人与贵族的联合妨碍了他们与德意志自由派的联合，以及与其他斯拉夫人的合作。

克罗地亚人同样以匈牙利为榜样，拒绝将《十月文告》视为免费的午餐，而要求贯彻1848年克罗地亚议会的所有合法要求，因此，既不向维也纳也不向佩斯派遣代表。戴阿克很快宣布，匈牙利并不坚持与克罗地亚在1848年的合并计划，从而使施默林的大动肝火分外引人注目。施默林被克罗地亚人引经据典的要求激怒，粗暴地要求其议会向咨政院派出代表，遭到拒绝后，即解散了克罗地亚议会。

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更加复杂，匈牙利人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征服了此地。从那以后，特兰西瓦尼亚在行政管理、政治、经济各方面就与匈牙利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某些重要的不同。1848年，特兰西瓦尼亚议会投票决定与匈牙利合并，合并的条件之一是境内的鲁梅尼亚人得到有限的选举权利。因此，《十月文告》一方面意味着特兰西瓦尼亚议会的复原，另一方面如果特兰西瓦尼亚继续留在匈牙利手中的话，鲁梅尼亚人将得到其选举权。匈牙利老保守派打算鱼与熊掌兼得，既不能失去匈牙利的既得利益，作为保守的地主阶级他们又反对给予鲁梅尼亚农民以选举权利。由于他们从中作祟，因此，特兰西瓦尼亚议会直到1861年11月份才召开’这时施默林已经能够较好地控制局势了，鲁梅尼亚人顺从于中央政府，运用他们的选举权反对马扎尔人，支持萨克森人。

这样，当1863年萨克森代表出现在帝国咨政院里的时候，施默林终于可以宣布全面的奥地利帝国的咨政院成立了。但是衷心支持他的只不过是些德意志人罢了，其他各族人则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干脆与之作对。

与内政相应，施默林时期的外交政策便是在德意志诸邦国内争取主导权，这种想当然的美梦受到了普鲁士新首相俾斯麦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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