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的历史-奥匈帝国时期的贵族

在比德迈时期的风气中、在苏菲精心选择的教育方式下，弗朗茨·约瑟夫成长为一个责任感、纪律性很强的人，并且如苏菲所愿，非常具有自制力，喜怒不形于色，即使是在业余时间，他也会刻苦学习。15岁本应是男孩子活力充沛的时光，他却会在生日的这一天悲叹时光之易逝、学习当勤奋。但是，其局限性同样也很明显：没有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头脑中虽然储备了许多东西，在细节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却没有质疑、分析的能力。而且，他始终只与经过精心挑选的人接触，理查德·梅特涅和他一样古板而用功，两人却始终没有亲密起来，16岁以后，他有了一个新伙伴“埃迪”，即后来的奥国首相塔费，这个小男孩是个精灵古怪的调皮鬼，骑术精湛，甚至激起弗朗茨。约瑟夫与之一争高低。但基本说来，除了自己的兄弟以外，弗朗茨没有真正的同龄朋友，他对世故人情始终陌生而且淡漠。苏菲自己也发现，大儿子在重要场合中持重得有些木讷，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就她自己而言，也更喜欢轻松愉快的二儿子马克西米连。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对于哈布斯堡王室和奥地利帝国来讲，这个青年的局限将深刻地影响未来70年的历史和命运。
1848年，历史已经为欧洲准备好了革命的舞台。在匈牙利，顽固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塞切尼，旧贵族出身的匈牙利改革家和作家，被更为激进的科苏特所超过。塞切尼曾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战争，后漫游欧洲，深为英、法的现代化进展所触动。1825年，他捐出一年收入建立了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遂领一时风气之先，带动匈牙利贵族纷纷致力寻求国家发展之路。塞切尼忠于哈布斯堡王室，主张经济发展先于政治自由。在实际工作中，他致力于修筑公路，改善多瑙河航运系统，并利用向贵族土地征税所得，在布达佩斯建立多瑙河上第一座吊桥。但是，塞切尼的这一套改革方案需要一个强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为后盾，以抵御贵族的势力，而这脱离了匈牙利贵族满天飞的实际情况。到40年代中期，塞切尼的许多追随者便转向了年轻的领导人科苏特。
尽管其政治生涯的活跃期仅有10年，但没有哪个人能够像科苏特那样，深刻地影响了中欧的历史。科苏特出身小贵族家庭，没什么土地家财，他的母亲是个一句马扎尔话都不会讲的斯洛伐克人，或许正是这种斯拉夫背景使他过于自信，而不像一般匈牙利人那么谨慎和现实。同时，作为一个身无长物的新闻记者，激烈的言论不会使他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响亮的名头。他既然希望自己被认可为一个匈牙利绅士，就坚持认为其划分标准不应当是土地所有权，而是马扎尔民族主义信念。同塞切尼一样，他也研究过西欧的政治，为匈牙利国内被忽视的小贵族们找到了“绅士”这么个词，并使他们相信自己、而非那些城里人，才是马扎尔民族的中坚力量。科苏特的自信和高超的写作、演讲技巧激起了匈牙利的民族热情，语言带给他力量，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所有场合反复强调“匈牙利是马扎尔民族的国家”，从而获得了成功。1847年，他被当作民族英雄选人匈牙利议会，并将他的民族主义利器应用到经济领域，宣传所谓“民族经济”。他把民族自由置于其他社会进步之上，把在冷漠和贫穷中过白日梦的马扎尔乡绅和小土地所有者变成了热情的民族解放大军，同时，却毫不重视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权利。在他进入匈牙利议会的那一年，塞切尼就说过这么一个不幸而言中的预言：“刺激每一个民族都来反对马扎尔人，那就是用自己的怨毒斟满了复仇之杯。”
而且，在匈牙利的人口中，马扎尔人其实是少数。马扎尔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以自由派姿态出现的马扎尔人为了维护在匈牙利政治中的特权地位，不得不在公共生活中树立霸权，并阻止其他民族的文化复兴。在特兰西瓦尼亚，科苏特的宣传非常有市场，占人口多数的鲁梅利亚人并无选举权，撒克逊人虽然保持独立，但也无意屈尊去为鲁梅利亚人争取什么。
克罗地亚的事情要稍微麻烦一点。这里的贵族一向是以靠近匈牙利的政策来对抗哈布斯堡王室，但咄咄逼人的马扎尔激情使他们开始反抗匈牙利。此刻克罗地亚政治领袖盖伊是后来伊利里亚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他极力鼓吹所有南方斯拉夫民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等组成一个共和国，为了避免偏袒某一方，可取名为“伊利里亚”。盖伊的工作开始于语言的统一，他说服了克罗地亚人放弃萨格勒布方言，而改以塞尔维亚人能够听懂的语言。之后以反对匈牙利统治为号召，积极进行政治抗争运动。克罗地亚议会与盖伊等人的工作使“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语成为克罗地亚的民族语言，这样，科苏特的匈牙利遭遇到了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双方由此前对抗哈布斯堡王室的同盟军转为利益冲突的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