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多少人学外语是为了真正地而不是一知半解地读懂别人的经典(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
1934年,鲁迅致信陶亢德,回应他关于是否该学日语的问题。从信上看,鲁迅的建议基于他本人认为学习“外语”的目的:为了阅读经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读懂。因为深知“精通”不易,鲁迅建议陶学一门“西语”；他认为,相对日本而言,欧洲有更多更重要的经典；既然学好这些语言都要花大工夫,那么不如花在一门欧洲语言上。
鲁迅的“外语观”,在二十世纪中国,其实一直比较主流。即使在由政治主导的1950年代的英语转俄语,以及后来的俄语转英语过程中,学习这些语言的人们,对自己最大的要求除了能听能说,更是要能读“原著”,并且要能读懂读好。学好外语是学好文史哲的一种延伸,好的翻译家同时就是好的学问家。
改革开放之初上大学读英语专业,那时,鲁迅的“外语观”仍然主流。我们的老师,英语水平比较高,教书特别负责任,集体钻研教学法,一门心思为学生着想。记得三年级时,系里给我们的“口语课”配了两位英国老师,British Council的,专门教“外国人”英语。可是,几堂课过后,我们集体去见系主任,要求换成中国老师。原因是,货真价实的老外,却让我们感觉什么都没学到；我们是成年人,无法接受让我们像孩子似地说废话。我们很多人的目标,仍然是要看懂英语文学经典“原著”。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鲁迅的“外语观”及其实践似乎被迅速边缘化。
跟过去三十多年里什么都“转型”一样,学外语(尤其是英语)在中国出现了从小众(专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学英语。学的人多了,民间就有“高手”出现,比如近年来网络上的志愿翻译者,很多字幕翻得准确到位,有水平(尽管翻译的不再是西方经典而是大众文化产品)。相对而言,有些在书店里看到的西方理论书籍的翻译,却经常读来不知所云。
同样相对而言,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居然常常听到美国精英们感叹美国人不爱学外语,不了解世界,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确实,与世界很多其它地区相比,美国大众“学外语”的热情一般不高；哪些外语热门往往随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至于其它文化的经典,除了大学人文学科教授,基本无人问津。
当然,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少新移民会说一门“外语”(尽管他们的后代往往只会说不识字,属于该语言的文盲)。因此,精英们的感叹姑且听之。更何况,当今中国人的英语究竟学得怎样?是简单一桩学外语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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