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经济

经济的自由化

尽管实行了半自由化的政策，西班牙的经济在1950年代中期仍旧处在麻烦之中。财政赤字翻了番，有记录的通货膨胀吃掉了工资的价值，工资的价值只有内战前水平的35%。第一波非法的罢工活动席卷了西班牙，新一代大学生也开始从先前由长枪党支配的官方学生协会内部，动员起来反对政府。在政权内部也发生了第一波激动人心的对抗。裂缝首先出现在教会原来的热情的支持者，佛朗哥与军方的紧张状态也在发展，军方有许多人是君主主义分子，因为佛朗哥拒绝立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为君主。由于这些人反对他的意志，佛朗哥被说服于1957年罢免了他的部长们，建立一个由更为顺从的长枪党分子和一支由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组成、与主业会(OpusDei)有联系的经济团队。

技术官僚的目标是在不实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自由化的同时，肢解自给自足的“修补的机构”，并向西方发达经济体开放经济。它是由这样一种信仰驱使的，认为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上升足以维持该政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政权的“起源的合法性”从立足于内战的胜利被“带来繁荣”的行使的合法性所取代。佛朗哥勉强接受技术官僚们的1959年的稳定计划，该计划把比塞塔变成了可兑换货币，从此以后其币值贬值达50%。它还减少公共开支，向外国投资开放门户。该计划对以后的受保护的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西班牙开始享受比西方其他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达到欧共体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西班牙一度是农业经济的国家，只是部分地融入了欧洲经济体之中，不过，在1970年代早期的时候，成了工业化、城市和消费社会的西方国家的一部分。

西班牙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西方经济体的经济繁荣。外国投资因为它的增长潜力、政府补贴和低劳动力成本而被吸引到西班牙。欧洲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西班牙比塞塔便宜的币值吸引日益增多的旅游者。该计划实行后四年，旅游收入的数量从1·29亿美元增长到了9.19亿美元。经济的转型还导致1960年到1973年之间125万西班牙人移民欧洲。同期，他们向西班牙的家庭寄回的钱达到了大约500亿美元。外国投资、旅游业和移民汇款帮助平衡了西班牙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财政赤字。

为政权辩护的言论把西班牙经济的繁荣归功于技术官僚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主义。实际上，西班牙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都没有经过计划。尽管有计划减轻地区间的差距，经济增长仍然集中在有传统工业的地区：马德里地区、加泰罗尼亚地区、巴伦西亚地区和巴斯克省一虽然外国公司逐渐在资本形成中占据了关键角色，西班牙传统的国家庇护和保护通过亲戚关系和共享的意识形态成了佛朗哥政权本能的做法，这种做法有利于低效率的国内垄断者的发展。

经济增长转变了西班牙社会。与政权对农业生活的赞赏不同，乡人大减。农村人口的大批离去伴随着大量和大体上无计划的、以投机、过度拥挤和缺乏城市基础设施为特征的城市增长，然而，健康、营养和教育也有着很大改善。现代化也极大地改变了西班牙的产业结构，西班牙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职业中产阶级的规模如嫩芽一般。西班牙进入消费市场的速度可以用电视机的数量来说明，1960年代，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9年以后62%的家庭都拥有了电视机。

随之而来的文化转型与旧政权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佛朗哥害怕“来自外国海岸的微风腐蚀我们环境的纯洁性”的效应。尽管如此，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文化矛盾大体上根源于国内，这里面显著的例子是教会的变形。教会从制度最为热忱的保卫者变成了内部的直率的批评者。这种剧烈的变化不仅是因为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之后的世界天主教变革，而且还因为其平民组织和城市教士的激进化。1971年，教会投票要求宽恕西班牙人民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1973年，主教要求教会与国家分离。这对佛朗哥来说，犹如“芒刺在背”。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