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内战结束后，取代共和国的是民族主义国家，是在冲突的过程中成就的。1937年4月，所有支持叛乱的政治党派都联合到了单一国家政党——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下。佛朗哥成了新制度的化身，作为国家元首和1936年其下属将军们授予的政府首脑，享受绝对权威。他的权力依靠三种制度，教会、军队和长枪党，但在这种制度的内部存在非官方的“家族”的多元主义，代表参与叛乱的不同的政治倾向的派别——原来的长枪党、卡洛派、天主教保守主义派和君主制分子。在他们之上存在着支持过叛乱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除了共同的、宗教、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把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焊接起来的是所谓的“鲜血盟约”。这个盟约是在内战的暴力和之后实行、批准的血腥镇压中形成的。

佛朗哥主义分子的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独裁主义的制度。其由佛朗哥代表的极权主义的倾向在国家创立初期中展示了出来，当时看上去轴心国将要赢得世界大战。尽管如此，他们是由教会、将军们和君主制分子控制要津。接近战争末期的时候，作为群众政党的长枪党的权力被有效地削弱。借助他们对这个制度的必要的社会组织、以意大利的工团主义为蓝本的国家工会体系和年轻人与妇女的组织的控制，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佛朗哥自己的意识形态主要倾向于保守主义，但它受制于他自己的权力的永垂不朽。他按照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断通过转变制度内部的影响力的平衡，来保持控制；而且他通过允许其精英借助国家制度为自己获取财富，来继续掌控他们的忠诚。

获胜的制度还通过借助其他手段延长内战得以巩固。尽管拥护基督教价值观，新国家显得对失败者毫不宽容。国家广播电台在胜利的日子宣布：“西班牙人，警惕，洒落在祖国土地上的鲜血不允许健忘、思想贫乏或背叛。西班牙人，警惕着，西班牙仍旧在与国内、国外的敌人处在交战的状态。”在民族主义者后方进行的镇压以一系列法律制度化．目标不仅针对共和国的支持者，而且也针对阶级和地方身份。1939年2月民族主义军队进入巴塞罗那城不久以后颁布的政治责任法，针对共和国作为一项犯罪具有“严重的被动性”，而且它要一直追溯到1934年。犯罪的定义本身是如此宽泛，以致于能够检举共和国时期进行的工会活动。

公然压制目的是为了驱除西班牙的“腐蚀”其“真正特性”的体系和意识形态。这些里面是指民主、无神论和至少还有前期的制度作为自由市场的体系的资本主义。西班牙腐败过程的开始定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最为直接的敌人是依靠西班牙腐败的躯体来生活的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真正的西班牙必须在帝国和天主教国王的等级制传统中寻找。它的健康处在卡斯蒂利亚的乡村地区，而城市被看作是它的疾病的来源。在与宗教语言和医药相结合的情况下，新制度寻求西班牙精神上的免疫。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处决、囚禁大拙人口，通过惩罚性的劳动救赎，通过教育、心理规划和媒体宣传该制度的价值观。

（“在西班牙服役的童子军”。佛朗哥主义分子为儿童设计的服装（Paquito是儿童的普遍名字，是佛朗哥的昵称）。国家不懈地努力给儿童灌输他们政权的武装和超民族的价值观，鼓励他们把佛朗哥看作他们价值的化身。）

我再开一次那样的会议，我情愿拔掉三四颗门牙。”佛朗哥本人倒没有给希特勒留下太多的印象，希特勒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舞台演员”。在这期间，自嘲其官方政策不好战，佛朗哥政权招募了一批志愿兵，称为蓝色师团(BlueDivision)，在苏联前线为德国战斗。

紧接着盟军在1942年11月进军北非，佛朗哥开始紧紧地看好自己的本钱，在继续给德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同时，向盟军保证西班牙对他们友好。在1945年和平前夕，佛朗哥宣布一系列粉饰性的改革措施，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