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

共和国的目标在1931年阿萨尼亚接替阿尔卡拉·萨莫拉时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陈述清晰。它废除了不具有代表性的参议院，建立了一院制议会。选举人法受到改革，以便保证推行民主，给予妇女投票权和出席议会的权利。一系列民事自由得到许可，包括一部进步的离婚法和拥有大量私人财产的权利。如同其社会立法一样，新宪法较有争议的篇章也是针对现存的秩序。他们使政教分离，限制教会财富，使它退出对有关教育的控制。经过这样的打击，教会被官方从表述为代表西班牙身份认同转变为纯粹的志愿协会。阿萨尼亚鲁莽地宣称，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国家。借口耶稣会只效忠于梵蒂冈，政府解散耶稣会的组织是为了使西班牙所有的制度都能够对国家负责，保证政府拥有足够的使社会现代化的工具，这些是一系列下定决心努力实施的目标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些去宗教化的措施激怒了教会等级，进一步使其疏远这个新国家。

改革的障碍

新共和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它必须在世界范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运转。正是经济衰退帮助共和国应运而生，但也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实行一系列社会和劳工改革困难重重，而不能触及西班牙的精英们激烈反对的财富再分配活动。由于有义务实行正统的财政政策，阿萨尼亚政府不愿意改革低额的税收体系（最高等级的税收是4%），自从19世纪温和派之后实质上一直保持没有变化。由于从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体制那里继承的预算赤字使寻求给改革提供财政支持变得更加困难。1930-1931年冬季的干旱给收成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增加了南部乡村地区穷人的困难，这些使得再分配成了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然而，原本打算补救乡村地区危机的农业改革法，是个三心二意的、不够清晰的措施。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西班牙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薄弱。西班牙现代化的过程极不均衡，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东北部和勒万特地区，结果在较为落后的地区的传统精英仍旧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新共和国必须在广泛的互相矛盾的社会和政治势力之间寻求平衡，这些势力没有哪个在议会中有能力维持平衡。总之，西班牙的危机在每个地区的表现不尽相同，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震惊着整个欧洲，在这里，战后国家重建的、三个敌对的目标——自由主义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为了霸权而争夺不已。共和国的社会基础极为薄弱。职业的中产阶级数量相当小，他们和无地的劳动者、至少是潜在的产业工人，以及农村的佃户和小业主代表了一系列不同的、有时又互相敌对的利益。如果想要挑战权力精英和他们的组成部分来推进改革项目的话，所有这些社会群体必须被共和国召集到一起，并加以动员。但共和国发现他自己几乎马上就与自己的支持者们争吵起来。

这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律和秩序。随着共和国的来临而被唤醒的期望，反映在联盟成员从25万上升到1930年的100万，产生了罢工和占领土地的浪潮。在缓慢的改革步伐和农村劳动者的令人失望的状况鞭策下，无政府主义者发动了流产的起义活动。1932年1月的加泰罗尼亚起义给罗布雷加特谷地带来了4天的自由论者的共产主义。由于忽视改革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共和国发现它自己必须为动用过去打倒抗议者的国民卫队，血腥镇压这些起义并为之负责。一年以后，国民卫队在加的斯附近的一个村庄屠杀21个劳动者及其家属，加速了阿萨尼亚政府的倒台。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