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的上台

毫不奇怪的是，面临布尔什维克革命想象的威胁，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和安达卢西亚的地主会热烈欢迎1923年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政变，作为对付罢工的安慰。《太阳报》的独立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老式的政治应该为西班牙在欧洲的边缘化负责。自从1898年以来，知识分子已经成了西班牙社会的一支力量，他们对老式政治的厌烦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准备好给西班牙带来一位19世纪风格的士兵政治家，这是作为一名潜在的重建者的怀疑带来的好处。只是到了后来，阿方索十三世才收获了他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惩罚。除去被革职的“老政治家”，大多数西班牙人把他作的伪证当作给予西班牙政治生活长期以来需要的权宜之计。普里姆·德·里维拉把自己看作是海边的“冷酷的外科医生”，被召唤去清除那些只代表自己的腐败的、无效率的议会政治家。他是个享乐主义者、业余政治家，他的直觉将会告诉他什么是必须做的；政治中的士兵倾向于相信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颁布法令来解决，为此普里姆颁布了一大批法令。

正是作为一名政治家普里姆失败了，他不能为被摧毁的立宪君主制创造替代的制度。“我们正打算给西班牙准备一个以前从未统治过的人进行统治的政府。”但他尝试在民族政治联盟中创造的以爱国者的运动代替党派政治家的做法，只吸引了许多右翼的狂热分子和一群机会主义分子。不像佛朗哥，他从未把自己当作永久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的人物，在短暂、严厉的军人训政之后，他想回复到“正常状态”，但正常状态躲避了他。1925年，他召集了一个国民大会，制订一部新的、法人的宪法。有关它的辩论揭示的不过是对他的支持正被削弱。

普里姆也有自己的成就，他经常巡回演讲，用经过检查的出版机构报道新闻，这使得他相信他统治的是一个令人感激的国家。属地的摩洛哥部落最终被征服了。他一个人的重建主义的一部分是雄心勃勃的国家出资的公共工程，尤其是大坝、灌溉工程和公路。汽车协会对他赞许有加，因为他把西班牙带入了汽车时代。这些公共工程将会为未来的工业化时代的起飞提供基础设施。他的理想，得到佛朗哥的继承，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我满足的国民经济，对经济的保护强制施行进口替代，牙医不再使用进口手术刀，西班牙不再饮用香槟酒。他的结合国家干预的政策，覆盖了从兔毛到石油精炼的经济的所有方面，被巴伦西亚的经济学家佩皮尼亚·格劳斥为自杀。尽管如此，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迅速增长，这可能是欧洲战后恢复的结果，而不是施行的自给自足政策的结果。在西班牙的历史上，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第一次下降到一半以下，从57%下降到45%0工业革命的开始反映在消费社会的开始上。1923年的18000辆卡车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37000辆，63000部电话机则变成了212400部。在其创造了混合委员会解决劳工冲突的劳工立法过程中，普里姆确保了与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合作，后者很高兴地看着曾经被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压制的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复兴了。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了国会议员。

普里姆将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曾经侮辱、伤害的“老政治家们”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1876年的宪法仍然是神圣的、准许他们执掌政权的法典。1928年，在不满的官员们的支持下，保守派领导人桑切斯·格拉·(SanchezGuerra)发动了一次虚弱的政变。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抛弃了他，他迫害加泰罗尼亚主义，结果不过是鼓励了他们再次保卫加泰罗尼亚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此外，社会的救世主显示的信号是他将会变成危险的社会改革者。当他的公共工程项目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改革税收体系的计划遭到强烈反对，被其财政大臣称为“黄金的雪崩”。普里姆未能维持工人社会党的支持，后者在因达莱希奥·普列托的影响下，反对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的合作主义。首要的是，政治家的反对、知识分子原先的批评目标现在确保了他们的支持，在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知识分子成了独裁者最难以接受的批评家。流亡的乌纳穆诺成了知识分子反叛的象征。巴伦西亚的流行诗人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出版了针对阿方索十三世的暴力的个人攻击。学生在街头骚动，打碎国王的半身像。最后，普里姆以废除严格的资历来改革军队的尝试疏离了军队。他们建议国王赶走他，阿方索国王为了恢复由他1923年承认普里姆而丧失的政治根基的最后的尝试中，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然而，军队仍然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出力方。但到那时，不仅普里姆自己快要完蛋了，做伪证的国王及其代表的立宪君主制也在劫难逃。一次公众暴乱在1931年4月向第二共和国当局致以问候，它将把西班牙带入群众政治的时代。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