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巴塞罗那博览会

1888年的大博览会把巴塞罗那树立为一个欧洲大都市。加泰罗尼亚人内向，因为他们把家庭农场当作传统天主教的展示，但加泰罗尼亚人也曾经为他们向欧洲文化的影响开放而引以为傲。巴塞罗那的剧院在欧洲是第一批迎接瓦格纳登台表演的剧院。这座城市成了现代主义和新的建筑艺术的展示舞台。其天才安东尼·高迪，一位严格的天主教徒曾经为了新富的人建造宫殿。加泰罗尼亚主义的政治领导路易斯，多蒙尼齐一蒙塔涅把他的音乐宫殿（1905-1908年）与加泰罗尼亚的母题和最为大胆地使用铁和玻璃结合起来。正是这样的大都市环境中，巴勃罗·毕加索和霍安·米罗吸收了法国的影响，1912年的达茂画廊分阶段演示了巴黎之外的第一批立体派艺术的展览。加泰罗尼亚当地技艺的复兴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鼓舞。

马德里没能跟上巴塞罗那的文化冲动及其前卫建筑。油画家达里奥·德·雷格耶斯、詹姆斯·昂索和卡米拉。毕沙罗的朋友遭到马德里的学术机构嘲笑，在巴塞罗那却受到欢迎。马德里的银行和新公共建筑仅纯粹的规模和装饰的奢华就使人印象深刻，但最本质的还是保守的。但在巴斯克人的银行搬到这里之后，马德里正在成为一个金融首都。以其糟糕的居住条件和拥挤的街道而闻名，马德里开始以欧洲现代都市的面目出现。阿方索十三世在1910年开放了欧洲的丽兹旅馆，然后是1919年的地铁旅馆。一个日益扩张的服务部门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阶级，在1920年代人数翻了一番。这是妇女第一次可以找到做家务之外的其他选择，去百货商店工作或是做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城市更新和扩张伴随着文化复兴，与此同时，前卫杂志的现代作家实验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者是坚定的精英。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早期追随者主张现代主义精英社会的分裂艺术，应该是等级社会的基础。“时代到了，从政治到艺术，社会应该再次按照它应该的那样分成两个秩序：优秀的人和平庸的人。”平常人的需要通过新的大众娱乐方式就可以得到满足：电影和足球。这种精英主义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化和民主文化缺乏扩散，这在一个不识字的公众人数众多，缺乏可以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把候选人政治化的大众出版业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马德里有三十种日报，最重要的日报可以有望获得每天80000份的发行量，而在法国和意大利主要报纸可以获得500000份的发行量。

朝着现代化的进步是缓慢的，当代人反思西班牙与北部欧洲先进的经济体之间巨大差距。传统上有关这个落后的解释是：由种植谷物占主导地位的静止的农业部门没有能力为工业化的货物创造需求。近来，对于这种平衡的某些指责转移到非竞争的本地工业的暗淡的表现，还有就是设计错误的经济政策，它一方面用来保护农民的生存，另一方面用来保护已确定的纺织业和冶金业。两种利益都有着政洽上的影响。这不是1890年代之后处于保护主义的时代的西班牙，有着欧洲最高的关税，而是为了错误的目的而保护。确切地说，通过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来保护谷物生产者，不仅使并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市场的经济停滞的部门保持下去；而且对于实业家来说将被迫提高食品价格。反过来，工业的利益需要保护国内市场，这样失去了为出口竞争，而进行任何现代化的必要性。

从1830年代一直到其政治终结的1920年代，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其主张干预的国家是贫困的，这种贫困不仅仅反映了与重要的地理、气候、文化差异而斗争的经济。税收不足以支付花费，在卡洛斯战争之后，国家回复到了以不利条款借款的境地。这种债务的利息对于预算是个难以容忍的负担。此外，国家从1840年代的温和派那里继承而来的税收体系，其设计不仅为了保护占支配地位的寡头集团的利益，因而使得不够幸运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被证明对于动员现有的财富不灵活，也不足以动员。一旦偿付了债务和政府与军队的固定花费，．留给重建主义宣称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被所有改革者称为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现代教育体系的投资，也就所剩无多了。像卡纳雷哈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和诸如达托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是真诚的、见多识广的社会改革家，但他们被剥夺了金融手段，甚至一个够格的工厂市场人员都没有，更不用说提供劳合·乔治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没有足够的钱满足军队的职业需求。反复的经济造成的哀伤以军方介入的方式表达出来。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