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十三世国王

重新出现的交战状态加深了右派的宗教负担，对教会的保护成了他的身份的印迹。对于左派，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复兴1830年代和1860年代的反教会暴力，直接反对富人教会的1909年“悲剧的一周”的焚烧教堂运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中很少有人是自由思想家，教堂的社会和教育影响力能够处在进步的路上，这一点只能通过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家阿萨尼亚寻求创造的中立、宽容的国家来得到保证。但中立的国家对于所有的天主教徒来说，是不敬的行为，能理解的只是少数。

复辟时期的政治家意识到他们操控的体系的随意性和腐败，也意识到“自下而上”革命的危险。“自下而上”的革命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来满足，这个对体系的彻底检查将会弥合官方西班牙与被排除的中立的、因政治巨头统治机制而失声的大众之间的鸿沟。保守主义领导人安东尼奥·毛拉（1853-1925年），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严格的遵循秩序的人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对他来说，“自上而下”的革命采取了改革地方政府，清除地方豪酋的形式。他的改革活动遭遇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党派的毫不妥协的敌意，他们组成“左翼的街垒”，大叫“毛拉，没门！”随着毛拉严酷镇压那些为“悲剧的一周”负责的人之后，他的改革在1909年获得了成功。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由于害怕毛拉的不受欢迎而威胁其王位，解雇了他，虽然他在议会中受到绝对多数的支持；任命自由主义者塞希斯孟多·莫雷特担任其职位。莫雷特已经与反王朝党派的“缝纫者”结成了同盟，毛拉拒绝与其合作。和平交接，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的和平交接，以两个党派之间的共识为基础的复辟后的基本机制受到了威胁。

自由主义派对重建的秘诀是维护国家的主权，调整如蘑菇般快速生长的致力于教育精英的宗教团体。一个现代的教育体系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前提。宗教事务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它开启了一系列暴力的示威游行和反示威游行，而且它把自由主义派领导人何塞·卡纳雷哈斯（1854-1912年）的注意力从一系列本来可以使它变成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治改革的项目转移开去。他在1912年被暗杀，此后自由主义党分裂为互相竞争的个人派别，与此同时毛拉的不妥协正在威胁着保守主义党的团结。

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碎块化的政治体系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位结果的一系列危机。西班牙作为一个中立国，从出口中获利，富了雇主，但却给不够幸运的人带来了通货膨胀和高物价。1917年，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在暂时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时，试图把一次铁路争端转变为普遍的罢工。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政党组织了一个议会外的非法集会，向马德里施加压力，要求自治和立宪改革。最后是军队上演了一次复辟。由于军队既是官僚机器，又是战斗的力量，提升在西属摩洛哥战斗的军官，使得本土的官僚们创立国防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按照年资和更好的薪水提升军官。在爱国的军官伪造的一篇民族重建的文章里，这些军事贸易联盟用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话来说，成了“国中之国”，他们在让步、压制之间不断转换的同时敲诈和推翻政府。

这个制度由于抗议者的分化在1917年的危机之后依然存在。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在由自由主义历史上证明是致命的党派的碎块化所造成的“执政能力的危机”中暴露无遗的是，它已经没有能力提供有效、强大的政府。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原先为两个可供选择的党派提供绝对多数的机制正在走向末路。在1910年，自由主义党和保守主义党都在内部的争吵中经历了绝对多数的丧失，1919年，毛拉的内政大臣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单一政党组成的，还是由联盟或国民政府组成的稳定政府越来越难以形成。在1902-1923年之间共有三十四个政府上台，这使得任何一以贯之的改革努力化为泡影。例如，1898年之后，政府曾经做出连续不断的改革军队的努力，然而这在1898-1909年之间却有二十个政府为此负责。来自军方的压力开始家常便饭般地解散投身于琐碎事务的议会，它们没有能力解决军队或国家的问题。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