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民卫队-私人军队

这些人不把自己当作军方的不满人士，而是当作党派政治家。所有的政变宣言都有市民的支持和党派的程序。就这一点而言’政变宣言与1936年民族主义将军计划的军事接管完全不同，当然，并不是只有雄心勃勃的将军才能够破坏政治的稳定。因为不规矩的私生活和受到质疑的金融收支问题，一直滥用他们的宪法特权任命有利于温和派的大臣人选，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及其女儿的做法招来了批评，结果颠覆了自由主义的宪政机制。由于政府是经过成功的政变宣言或宫廷内部产生的，而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他们就能够利用高度集权化的政府内部的大臣凌驾于地方代理人的广泛的权力，在高层构筑一种令他们惬意的多数派。选举的腐败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是这种被委婉地称为内部大臣享有的“道德影响力”。

温和派和进步派逐渐以他们的市民支持的性质和宪政学说来区别。进步派的核心学说是宪法必须代表包含有权投票的少数财产所有者在内的人民主权。由伊莎贝拉的母亲担任摄政时，或在伊莎贝拉少数派长期执政时，如果为了把进步派排挤出官方，宪法被伊莎贝拉女王歪曲，那么通过军队把西班牙从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就是进步派的职责。这可以采取城镇委员会的缓慢的地方革命的方式，或采用更为常见的经典的政变宣言。所有这些请求都来自进步派的城市委托人：城镇暴徒和底层中产阶级，后者是指那些占据低级政府部门职位，并以这些职位的收入作为唯一收入的谋求官职者；1840年代，在邮政部门有3000个谋求官职者要竞争屈指可数的邮政部门的职位。在一个巨大的分赃体系中，正如成功参与政变的将领，可以获得提升和头衔作为报酬，进步的政治家被人们期望给予他们的较小的委托人以报酬。正是这些委托人组织了城镇委员会，控制了街道。

一旦掌权，进步者组织国民卫队来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由于国民卫队向所有的有产的家庭开放，因此，它就成了激进的城镇议会的私人军队。温和派把国民卫队当作贵族统治的终结，因为他们已经不得不听命于穿着统一制服的合伙人、裁缝、屠夫和理发师。正如他们的名字暗含的那样，进步派把自己当作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朱庇特”是胡安·门狄沙巴尔（1790-1853年），是个号称在伦敦货币市场冒险的犹太人。由于被迅猛的行省城镇革命推上了权力之巅，1835年，他成了一个正在与卡洛斯主义分子进行殊死搏斗的破产的国家的首相。他树立国家信用的解决方案是没收教会的土地财产，首先是正常的修道会的，其次是世俗教士的，并通过拍卖将其出售，发售国家债券并给予持有人值得持有的利息率。进步派不是天主教徒的敌人，对他们的剑“埃斯帕特罗”的迷信是虚伪的。但对天主教徒来说，修道院要么变成了兵营，要么就被拆毁，进步派看上去是大众的反教会的街头暴徒的该遭天谴的盟友。超前的自由主义与反动的教会之间的裂痕从未弥合。出售土地被想象为不仅仅是一场消除破产的财政措施。进步派的圣经是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的《经济政策课程》，是炒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冷饭。对于纯粹竞争的信从者来说，旧制度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土地的自由市场。因此，不仅教会的、法团的、不可让渡的土地通过出售给个人而被释放出来，贵族的领地也被废除，允许贵族把领主的世袭领地转化为附带着随着市场而变动的租金的绝对财产权。为了完善市场经济，行会的垄断也被废除了。

以绝对个人财产权的名义，把对法团财产的攻击作为经济进步的依据是19世纪真正的自由主义革命。后来，被激进主义者视为丧失了，农业改革的伟大契机，这场改革将会使得失去继承财产的农村无产阶级受益。由于出售现钞或不可靠的政府债券，土地到了有知识的或在政府中有关系的投机者、地方的绅士和大量的农民手中。在自由主义的土地革命中，穷人一无所得，农业社会有权势的人却大捞一把。要么是因为征税，要么是因为征召入伍，没有财产的人失去了公民权。自由主义的宪法把投票权仅限于有产者，以温和派的1845年宪法为例，投票权仅限于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成年男性人口。进步派与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把投票权授予了城市的委托人——工业者。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