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与英国签订的和约

总体而言，西班牙的经济是健康的，至少就人均收入来说，是在增长'这预示着未来将是繁荣的。成为悖论的是，虽然卡斯蒂利亚当时已经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经济上来说，它正在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通往大海的道路。这里的谷物价格因天气对收成的影响而剧烈波动。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边缘地区是西方海洋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城市可以依靠以国际价格供应的来自法国、西西里和北非的谷物，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口葡萄滔、坚果和干果到欧洲北部。安达卢西亚的大种植园向国内、国外市场运输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其人口众多的城镇和阶级分层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卡斯蒂利亚的农民村庄。这预示着19世纪的西班牙的政治正在分化为三个迥然不同的区域：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寡头政治的农耕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和繁荣的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

最为积极的改革时期只匆匆进行了六年时间。阿兰达伯爵的目中无人激起了国王的愤怒，1773年，查理三世免去了他卡斯蒂利亚议会议长的职位，任命他为驻凡尔赛大使。改革者就此失去了主要的保护者，奥拉维德成了牺牲品。仇恨他的大学改革计划和严格控制农业殖民地的宗教机构的教士们向宗教裁判所告发他。宗教法庭逮捕了他，在囚禁两年之后，1778年，宗教法庭当着王家官员、贵族和教士的面前，让他身穿悔罪袍，把膝盖连着手臂一起绑起来，宣判他犯有异端罪。虽然他被判监禁八年，可能是在宗教裁判所的主管人员的同情、默许下，他很快逃亡到法国，法国人给予他英雄般的欢迎。

1776年，国王任命了国务大臣何塞-莫尼诺，他是前任卡斯蒂利亚议会的法律顾问，最近刚被授予弗洛里达布兰卡子爵头衔。国王还任命坎波马内斯为子爵，并提升他为卡斯蒂利亚议会的理事。查理三世极为信任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1787年在他的建议下，各个王家秘书在他的主持下每周见面一次。全国最高政务会预示着现代意义上的内阁，并给予弗洛里达布兰卡不可挑战的权威。弗洛里达布兰卡和坎波马内斯支配了查理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们继续支持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但没有了1760年代的一往无前气势。在这种精神下，1780年代西班牙收获了自波旁王朝上台以来最好的成果。

178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的和约带来了十年的经济繁荣。市场导向的农业满足了西班牙和外国城市日益增长的需求。1778年的条例使解放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从那时起生效，西班牙向殖民地的出口额达到了战前水平的两倍。国王也随着他们的子民一起获利。加泰罗尼亚与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激增，包括葡萄酒、金属制品和纺织品，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其工业发展。每年都可以见到有很多企业，把棉布制成（改善内部交通是18世纪欧洲政府主要关心的事。费迪南德六世和查理三世投入较多的精力修建道路。1761年的计划是连接马德里和主要港口，虽然并未竣工，也显著改善了旅行，尤其是山区的旅行。最好的道路处在繁荣的社群地区——巴斯克省、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其中最好的一条道路是查理四世统治时期竣工的、连接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的道路。这部分工程带有弯道和系车柱，征服了科尔·德·巴拉瓜尔，此前这个地方必须徒步行走，正如法国观察家亚历山大，德·拉勃德所称呼的是“令旅行者失望”的地方。这条公路保证了定期的骡子拉动的运输路线连接起两个地方，正如它们在西班牙其他城市之间那样。

自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始，人们都接受了君主必须穿着长袍和其他礼服出现在肖像之中。按照这个传统，在查理三世统治初期被带到西班牙的拉斐尔·孟斯笔下，他的庇护人穿着全副盔甲。到查理三世统治末期，戈雅用国王喜欢的狩措服装代替国家的服装，唯一象征权威的是一个绕着他的胸前的绶带。戈雅得到灵感的是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菲力普四世穿着狞猎服装，手里拿着枪，脚下趴着一条狗；在戈雅的肖像画里面反映了君主制的新概念，查理和其大臣们已经演变为亲近其人民的君主——祖国的父亲(PadredelaPatria)，正如墨西哥的奖章称呼的那样。戈雅传递更多的是温暖的、纯粹的其他的国父们——查理的大西洋另外一边的共和国盟友乔治‘华盛顿——的气息，而不是神授的、正义的君主。）供西班牙和美洲奢侈品市场的优质单面印花棉布。尽管他们使用的大部分布料都来自进口，棉花印染业使得加泰罗尼亚成为早期工业革命的主要中心之一。英国改革家阿瑟’杨在短暂访问巴塞罗那期间，记录了这种兴奋、愉快的感情：“当你漫步在有着宽阔而有活力的工业街道上的时候，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木制机器嘎嘎作响的声音。”在马德里，类似的激动的感情传遍了艺术作品和信件。戈雅成了最时髦的肖像画家。1789年，查理四世任命他为宫廷画家，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西班牙最好的作家激发每个人尝试新的思想和新文体：何塞·德·卡达尔索流传的手稿《摩洛哥信札》讽刺西班牙社会；诗人、剧作家托马斯·德·伊里特批判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还有很受热捧的年轻诗人和宫廷法官加斯帕尔-梅尔乔-德-霍韦利亚诺斯，坎波马内斯的门生、先前奥拉维德的塞维利亚圈子的成员。他是西班牙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胡安·梅伦德斯·巴尔德斯的庇护人，他的社会哲学令萨拉曼卡大学的人文主义学生振奋，反过来也激发了下一代诗人尼卡西奥·德·西恩富戈斯和曼努埃尔·金塔纳。他们的诗歌很容易地从对田园牧歌的热爱转到了社会批判和当代科学。他们之中的剧作家霍韦利亚诺斯是民族英雄之歌的作者。佩拉约及其《努曼提亚的守卫者》教育爱国的职责和启蒙的美德。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