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国王

使得人们激动的是新思想的实践的一面，是那些能够改善这个国家的思想。这种激励西班牙启蒙运动最典型的制度，是巴黎兄弟社团(Amz'g。delpais)。1764年，国王批准16个巴斯克贵族创建一个叫作“国家之友”的社团，以鼓励农学、工业、贸易和艺术、科学的传播。这些活动给坎波马内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进而导致了马德里的类似团体、西班牙和美洲的50个类似团体的建立。在马德里的经济学社团的领导下，最为积极的社团为他们的地方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出版了新的关于农业和制造业方法的书籍，建立假日学校、提供奖金、开公共会议、出版他们的回忆录。普通人、启蒙的教士和贵族在会议上热烈议论，查理下令马德里社团吸收负责女子学校的女士会员。西班牙女性奔向商业机构，走向农场，但合法的社团接收女性确实是一项创新。

巴黎兄弟社团的爱国和平等精神激发了西班牙统治精英的理想社会的愿景。它的核心形象是一个小农耕种他自己的土地，收获丰收，使他的家庭充满着温暖、欢乐和对祖国的爱。这是一个由18世纪的作家重新描绘出来的古代的理想。与农民一起干活的是善良的工匠，他们为平民百姓生产普通商品，纯朴、奉献的教士们给人们讲解道德的真谛。大众的繁荣将会给整个民族带来幸福。

在这幅理想的风景里面，无所事事的贵族和生活奢侈的教士们没有位置，深受贫困困扰的劳动者也消失了。查理三世及其顾问们同意孟德斯鸠的观点：君主制需要一个贵族阶层，不过，特权意味着给社会眼务和同情弱者。弗朗西斯科·戈雅在他为皇家挂毯厂设计的西班牙生活的图画里，抓住了社会秩序良好的精神实质。

这种精神召唤一种新国王。菲力普五世分享欧洲人由完人激发的宫殿狂热。他开始在马德里建造大型宫殿，还在塞哥维亚附近的山脉上建造人们熟悉的拉格兰哈夏宫。查理三世保持了宫殿和宫廷的礼仪，但改变了君主制的印象。他是个鳏夫，过着道德、相对简单的生活，打猎、与佣人们一起走路。人们可以看见他自己骑着马或驾一辆敞开的马车，向任何穿着华贵的人们或教士脱帽致意，向下等人热情地点头。路易十四时期传统的皇家肖像要求庄严的长袍和镶嵌物，但戈雅笔下的查理三世则着粗糙的打猎服，扛着枪，牵着狗，唯一代表国王的庄严的标志是绕着他的胸部的绶带。提香和委拉斯开兹笔下的皇室肖像依照先例描绘他，戈雅传达的更多的却是一个新共和国国父的热情和俭朴，而不是拥有神授权力的君主。

1766年埃斯奎拉什骚乱之后，政府政策开始反映这种新的精神。由于免于欧洲战争以及得到日益扩张的国内和美洲的经济，西班牙的国王享受着社会改革的奢侈，因为他确信这会带来繁荣。特权和殊荣受到攻击，他废除了禁止下级教士从事体力劳动的规定，。以便他们不用无所事事或染上恶习，成为社会的充电器”。自治市的官员向从事此前被认为下等职业的人们——裁缝、鞋匠、制革工人、铁匠和木工——开放。当地政府是人们感兴趣的，尤其是安达卢西亚的大型城镇。许多自治市的议员拥有的官职是祖先从国王那里买来的，所以他们管理他们城镇就像寡头共和国一样，从来都不为他们治下的劳动者的困难所困扰。1766年的许多叛乱者指责城镇议会造成了他们的饥饿。查理三世接收坎波马内斯的建议，创建市政议会的新成员：平民阶层的代表，保护社群的利益。这些代表由每个家庭的户主选举产生。通过全民选举来动员普通镇民，坎波马内斯希望打破有权势者对城镇的把持。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有证据表明，新官员并没有保护平民，反而常常被市议会议员弄腐败或边缘化。一个例子是皇室的一个目的在于防止未来食物短缺的工程，国王下令市政府分出公地来给没有土地、贫穷的居民，首先是埃斯特雷马杜拉，然后是拉曼查和安达卢西亚，在1768年的时候是整个西班牙。马上就有抱怨传出来，最好的土地都落到了富人手里，而贫穷的农民由于缺少资本，未能支付他们的年租金，正在失去土地。马德里的改革者充满了启蒙运动的信念，好的法律可以改革社会，这使他们看上去很天真。皇家敕令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态度缺乏作用，国王像其他现代早期的统治者一样，缺乏够格的忠诚的代理入网络来推行这些法律。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