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部分会议制的、部分部长制的二元制政府结构。秘书处逐渐接过越来越多的责任，尤其是行政方面的，使得剩下的多种多样的议事会，除了卡斯蒂利亚议会，比高等法院好不了多少。国务会议仍J日处在波旁王室的管理下，但由于它失去了权威和任命权而变得只具有纯粹的荣誉性质。18世纪的统治者们以这种方式为当代的政府结构铺平了道路。

王室顾问们常常想到的是如何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以便能够面对他们的国际竞争者，因为钱就是战争的内核。由于从阿拉贡王国的特权中解脱出来，菲力普五世引入了有关财产和收入的新税种，希望获得可以与卡斯蒂利亚相差不多的收入，尽管卡斯蒂利亚贸易和税收简单，但他们却表现出有如此多的压迫性和低效率。费迪南德六世做出了慎重的尝试以便卡斯蒂利亚的财政体系现代化。1749年，他在各省设立了一个监督官，他们在政策和金融事务上代表国王。这个官职是从法国学来的，菲力普五世曾经短暂地尝试过。在财政大臣拉恩塞纳达侯爵的领导下，监督官就卡斯蒂利亚所有城镇的个人财产和收入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这个了不起的努力表现了有人领导的西班牙王室工作人员的能力。拉.恩塞纳达侯爵的土地清册显示，即使贵族和教士这些土地所有者们支付全额的税收，税率还是如此之低。这个结果使得特权群体恐惧，他们成功地拖延改革直到查理三世废除它。卡斯蒂利亚的皇家税收仍旧复杂而无效，拒绝向那些保留着高于许可的价格的农户收税。

天主教会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发挥着主要的角色，正如它在过去几个世纪做的那样。它是皇室最有力的盟友。战争时期它会发动人民起来反对敌人，反对新教强国就像中世纪的时候反对穆斯林一样。卡斯蒂利亚的教士们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称为是反对不列颠的十字军’因为他们指控英国围攻教会、强奸修女。作为回报，国王把J大片土地提供给主教和修道院管辖。教会也给皇室提供最可靠的收J入'包括三分之二的什一揽和每个教区全部最富有的农民的什一税。f由于这笔收入是用粮食而不是钱币的形式接收，这笔收入可以抗拒通货膨胀，而且随着人口扩张，拓展了的可耕地自动升值。

教会的社会角色是大体相当的。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可以让他的二儿子获得一份富有的圣职，穿着长袍的教士主宰着他的村子，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当上僧侣或修士是很荣耀的。几个世纪以来，濒死的人们都把他们财富的一部分遗赠给宗教基金或慈善基金。按照拉恩塞纳述侯爵的土地清册，教会的财产及其捐助创造了卡斯蒂利亚各行省的五分之一的农业收入，大多数来自租给耕种者的土地。

自从赞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开始，西班牙君主们就有权提名西班牙主教候选人并对格拉纳达和殖印度群岛的教会享有完全的临时权威·称为共同受托人。由于有着这样的背景，加上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麦持查理大公，菲力普五世扩大对西班牙教会的控制。在漫长的此消彼长之后，他的战役在费迪南德六世1753年签订的协定时达到了顶点。该协定确认了王室有权提名主教人选，并把这项权力扩张到了其他的高级教会职务的任命，宣称可以对教会财产收税，减少罗马教皇从西班牙信众那里收取的费用。查理三世更进一步，重新承认了外国法院的许可状，教皇诏书的出版和敕令在西班牙的出版必须经过王室的同意。

18世纪天主教教会受到有关教义问题、礼拜形式和教皇制角色的内部分歧的严重困扰，它面临着世俗统治者关于世俗权威问题的挑战。许多天主教徒统治者想要限制教皇和罗马世俗法庭的权威，于是他们寻求那些认为教廷已经在道德上腐化的教土们的支持。后者指责耶稣女士培养松懈的道德。他们被人称为詹森主义者，在该法国团体的教义被罗马教皇谴责后声名鹊起。这个议题在西班牙解决起来就和其他地方一样。西班牙詹森主义者反对华丽的教会装饰、奢侈的仪式和其他过分花哨的信仰展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背离了真正的精神奉献。外观陈旧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取缔了主张詹森主义观点的神学家著作。那些赞美这些著作的教士们害怕宗教法庭。他们不会对他们施行火刑，却会毁坏他们的生活；查理三世对耶稣会士不怀好意。他们派往美洲的传教团的忠诚性受到怀疑，在西班牙，查理三世的顾问们憎恨大学教职员工中的耶稣会士与显贵家族的联合，因为这导致前者的学生获得了王室会议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这些不太富足的、受到这些关系网络之害的学生之中有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德，坎波马内斯，作为卡斯蒂利亚议会的顾问律师，后来成了国王的经济事务方面的首席顾问。

欧洲旅游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