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阿拉伯人

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根本对对方没什么兴趣。伟大的科尔多瓦诗人和学者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创作了一部著作：《宗教流派之书》。这是一部展现和歌颂伊斯兰教正确性的著作。他从阿拉伯语版本的基督教文献中学习了很多基督教的知识，但其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批判它。伊本·哈兹姆的态度与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宗教对立的另一边的态度能够很好地相对应。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受人尊敬的彼得在访问西班牙的途中，接受委托把《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教文献翻译成拉丁语。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伊斯兰教的同情，而只是为了攻击它。他的著作《萨拉森人讨厌的异端或支派》(TheAbominableHeresyorSectoftheSaracens)是他的得意之作。

彼得雇佣的译者是在西班牙工作的两个外国学者，凯顿的英格兰人罗伯特和卡林西亚的德意志人赫尔曼。他们来西班牙工作的初哀是寻找阿拉伯语著作中有关天文学、几何学和数学的著作，并把它们翻译成拉丁语。他们追随着欧拉里克的吉尔伯特的足迹来到这里。罗伯特和赫曼只是12、13世纪被希腊一阿拉伯的哲学、科学著作和技术吸引，前往西班牙的大量学者中的区区两人。这些学术向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传播，尤其是附有安达卢西亚术士伊本·鲁世德（1125-1198年，以作为阿威罗伊[Averroes]而著称）的评论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传播，对于13、14世纪欧洲知识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早期的作家一般使用伊斯帕尼亚这个词来指代——阿拉伯人称呼的安达卢斯——伊比利亚半岛上处在穆斯林统治下的那块土地。但是除了格拉纳达之外，1250年，伊斯帕尼亚已经被基督教国家重新占领，它也已经丧失了它从罗马人和西哥特人那里继承的那种文化身份的程度。其中有上面讨论过的政治和制度的分歧，也有令人不安的宗教一文化的纽带和基督教一穆斯林一犹太人之间的互相交叠。随着阿拉伯语人口的混入，巴斯克语的扩散和前罗马时期的高卢一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亚、加泰罗尼亚人的分散化，语言的多样性在1250年要比700年时复杂得多。建筑、艺术、文学、贵族价值和行为举止的法国文化时尚与当地传统混合到一起。这里存在着多种张力线条。随着巴塞罗那的崛起和大西洋与比斯开湾的航海冒险活动兴起，伊比利亚半岛上一年四季长期存在的中央与边缘之间的张力已经变得更加紧张。翻译成社会学术语的话，从农场聚敛大量财富的军事土地贵族与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巴伦西亚或塞维利亚的城市的、商业的资产阶级之间最初就存在着价值冲突。我们用略微有些不同的形式，就可以在光复运动向南推进的过程本身发现这种类似的紧张。当卡斯蒂利亚的王室行宫日益偏好居住在托莱多、科尔多瓦或塞维利亚时，像奥维耶多、莱昂很快就落在了后面，从此以后沦落为被征服的死气沉沉的省份，阿拉贡的王室也一样。种族、社群和文化的混合对于教会和国家来说是紧张的来源。穆斯林臣民可靠吗？会效忠基督教的君主吗？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信徒的改宗是真的吗？他们是不是假的或秘密改宗者，可能改信原来的宗教？就粗糙的物质资料而言，国王都被光复运动弄得穷困潦倒。费迪南德三世没有他的前辈阿方索六世有钱。对于国王来说，那些发财的人们——军事团体、某些贵族家庭和某些城镇，没有那么容易控制，管理起来会比较困难。教会和农民一样，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负担沉重的窒息自由和主动性的压力。

本章开头强调的中世纪伊比利亚社会的单纯的多样性，使得很难得出有用的概括。中世纪西班牙被称为一个为了战争而组织的社会，一个“殖民的”或“边陲的”社会。如果运用这些概念理解或描述一直变迁的边陲地带的时候，可能有点用，如果运用到描述这条线后面变得越来越广阔的地区，那就没有那么肯定了。有人可能会质疑，是不是可以说潘普洛纳的经商民族为前往圣地亚哥的朝圣者提供服务，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战争而组织的社会的一部分？或者，加利西亚大西洋海岸边遥远的塞尼斯的修女们会不会这样想象？巴伦西亚灌溉冲积平原的园丁们，或者是那些在萨拉曼卡青年大学讲解神学和法律的指导老师，会不会这样想象：他们到底是不是生活在哈里发、塔伊法国家、熙德先生、阿尔摩拉维德人或詹姆斯一世国王的统治之下。伊比利亚社会已经太过复杂，而难以使用如此简单的分类。在13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有着太多的多样性和活力。或许活力要比和谐多。从某种观点来讲，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职责总算尽到了。人们在后来的岁月可能会不得不捡起这张账单。

由可能在阿方索六世于1085年征服托莱多前不久的塔伊法国家制作的天球仪'包含了伊斯兰世界精深的天文学知识，它吸引西欧学者在12.13世纪的西班牙学习。

想要玩海岛，感觉东南亚南美最好，价格低天气暖好，欧洲还是有点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