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见闻-西班牙的君主制

序言雷蒙德·卡尔(RaymondCarr)

在一代学者的笔下，尤其是一代西班牙学者的笔下，西班牙的历史正在经历拨乱反正的过程，因为现在他们能够免受佛朗哥主义对知识分子们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摒弃了西班牙例外论，现在人们认为应当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的历史。

西班牙应当被当作欧洲的例外，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西班牙，在西欧大部分国家里面是绝无仅有的。自8世纪以来，它的领土就被非欧洲、非基督教的穆斯林统治者们占领。漫长的基督教再征服运动在1492年才告一段落，这一年，最后的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一被占领。理查德·福特周游西班牙2000英里之后，于1844年出版了闻名于世的《西班牙旅游手册》(HandbookforTravellersinSpain.)。在他的笔下，摩尔人的占领给西班牙，尤其是安达卢西亚，留下了永久的遗产。安达卢西亚人既戴西方的帽子，也围着东方的头巾，却要用东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再征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保守民族主义的神话基础。摩尔人留下的遗产已经不再能够圆满地解释17世纪以降开始为西班牙人和外国观察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样一个曾经海外领地广阔、文化生活灿烂多彩的国家，又怎么会在1814年的巴黎会议上，被各国外交官和政客当作二流国家对待的呢？

对于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们，问题的答案很清楚：西班牙一直是邪恶的传奇的继承人。由于把西班牙当作好战的国家，他们这些人把西班牙当作充满了不宽容、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巴土底狱。要解释西班牙的“落后”及其与欧洲繁荣的北部国家之间的鸿沟，没有必要追溯宗教裁判所制度，而正是后者切断了西班牙与发达国家繁荣和进步的基础一一知识和科学的成就——之间的联系。而启蒙运动一旦打开欧洲的窗户之后，反动派们建构了又一种不相上下的正义的传奇：西班牙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才衰落的，因为路德的继承人和伏尔泰、卢梭的信徒们毒害了西班牙天主教的精华，而这种精华是西班牙身份的标志和伟大的基础。在与自由主义对垒的过程中，正义的传奇成为早期佛朗哥主义宣传的知识重心。西班牙被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继承人和那些寻求保存传统西班牙的天主教精华的人们，当作斗争的意识形态战场。在修正的历史学家们看来，这种摩尼教式的、两分法的“两个西班牙”的视野，是自由主义者和反动派们出于政治目的玩弄的形而上的建构。在经济史家那里，两个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则摇身一变，成了相对繁荣的和乡村贫困、停滞的西班牙，他们称之为“二元经济”。

欧洲旅游团供稿

修正主义的观点不是说，历史学家否认天主教会具有压倒一切的社会和知识影响力，也不否认，至少最近，两个西班牙的观念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修正主义的观点也不认为，西班牙的历史缺乏争议之处。数量庞大的摩尔人的社会、文化的后果和影响深远的犹太人及其被驱逐的后果，是一个仍然存在着争议的话题。更近的来说，对于这个在19、20世纪被当作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处方，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经济史家多有论争。现代历史学家们完全摒弃的是，浪漫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的视野，因为后者为了能保存——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在追逐物质繁荣时失落的——人的、精神的价值，故意拒绝进步。对于183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及许多他们的继承人们，标志性的英雄是堂吉诃德。对于他们来说，西班牙的历史不应该用客观的因素解释，而要用某些有关西班牙人心灵的洞察来解释。现代历史学家们能够接受的是小说家皮奥·巴罗哈的看法，一半有关西班牙人灵魂的无端揣测都是外国人发明的，另一半是西班牙人自己干的。

修正主义的史学原封未动的观点认为，西班牙历史的关键之一是其多样性。本书介绍的目的是划出多样性的地图，检查这种多样性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动因和后果。

直到20世纪，大多数西班牙人仍在农田上生活和工作。他们工作的状况则由土壤和气候的互相作用和由土地的租金决定，而后者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到18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农业类型、技术的多样性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英国气候和土地关系都较为单一。

首先，最显著的区别是西班牙的潮湿和干燥。据理查德·福特1830年代的观察，西班牙的西北省份比英国的德文郡还要多雨，而中部平原干燥、灼热，胜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西北部的加利西亚的农民要打着雨伞下地干活，雨量多的时候可达80英寸；中部地区高地的雨量只有不到10英寸，阿尔梅里亚有时干脆一点都没有。卡斯蒂利亚中部高地的旱区农业几乎全部种植谷类，只能大片休耕以弥补耗尽的地力，此地的产量是欧洲最低的。’对于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坏年景，霜冻或者冰雹都会把他们带到饥饿的边缘，落到欠债的田地。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的灌溉冲积平原，只要有水灌溉，一年就可以获得三或四季的收成。只要拥有10英亩土地就是富人。然而，即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地、农业产出为欧洲最高的巴伦西亚，它的山区背阴面土地却几乎是不毛之地。

气候和土壤不是决定农业类型多样性的唯一因素。更多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在中世纪时是如何利用的。在老卡斯蒂利亚地区大都是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巴斯克省和加泰罗尼亚省的’稳定的家庭农业，农庄一直坚固地支配着这里的景象。在加利西亚，中世纪时期的教会给予长期的租约，以吸引定居者。18世纪时，人口的激增导致细分的过程，这产生了类似爱尔兰那样的细小的地块，最少的只有一英亩。可是，最为戏剧性的反差大概就是：安达卢西亚与卡斯蒂利亚所属的埃斯特雷马杜拉纬度相差不多，前者如此贫困，后者却相当富庶。只有意大利南部的贫困和北部的富裕之间的反差能够与之比肩。领导了对摩尔人的再征服运动的军事贵族被授予大批的土地，在此后的19世纪，又从教会土地和公地的买卖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西班牙贵族阶层，与英国的土地贵族不同，他们通常居住在城市里，是不在地主。他们的产业由短工打理，后者是一群群的季节性劳工，每天都可以从镇上的广场上雇来，而淡季他们只能挨饿。

多样性反映在西班牙农村的风景线和建筑上。安达卢西亚的单一种植橄榄的哈恩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大种植农场雇工都生活在镇上，周边的乡村在旱季很荒凉。1793年一个法国旅游者这样写道，大土地所有者占据统治地位，就像狮子在它居住的林子里，吼声赶跑了所有想要接近它的人或动物。在巴斯克省份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乡间点缀着村落和农场。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冲突。家庭农场稳定的地区保守，倾向于信奉天主教。19世纪，卡洛斯国王的拥护者们——与自由派战斗的军队，是从西班牙宗教情绪最浓郁的巴斯克省招募的。埃斯特雷马杜拉用骡子耕种大土地所有者的可耕地的农民和安达卢西亚的短工长期、艰苦地与他们的雇主斗争。19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农村，由于农民要求没收、重新划分大地产，成为混乱不止的主要地区。19世纪，当工业化使得新式工厂开始吸收贫穷农民的时候，这些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农业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整体而言，他们直到1950年代才完全变化过来。正是现代化摧毁了中世纪以来建立的农业类型。现代的拖拉机和收割机取代了短工。农民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不能机械化耕作，并且固定在更富裕的农民手里。贫穷农民的儿子在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看不到希望，结果大量的农村人口在1960年代流入新的工业化城市。

如果说地理能够解释农业的多样性和维持生计的农民何以挣扎于不利的状况，它也是横亘在国内市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地区间价格的巨大差异标志着国内市场尚未形成。长期以来，西班牙一直是由地方市场拼凑起来的，这些地方市场受到山脉和糟糕的道路阻隔。曾经是土匪老巢的莫雷纳山脉，把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分割开来。坎塔布连山脉则把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分割开来。西班牙是个庞大的、正方形的国家，这里中央高地海拔高度约2000英尺。由于某些山区坡度之陡是欧洲之最，公路和铁路建造起来花费很大。在1860年代铁路出现之前，通往海洋的便利和相对便宜的海运，较之使用骡子拉动的车子，使得边缘地区的交通要比中央地区便利得多。一旦充满活力的羊毛经济随着宏大的坎波城的集市兴起，卡斯蒂利亚就落在了后面。到18世纪的时候，它仍旧生活在过去的光辉之中：曾经充满了众多人口和工厂、作坊和货摊的城镇框架，此时，充满着教堂、修道院和医院。一句话，商业衰败，教会支撑着城市。人口繁荣和进步日益转移到边缘地区。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衰退之后，在18世纪，加泰罗尼亚借助向西属美洲出口白兰地和纺织品，成了除兰开夏之外最大的纺织业中心．结果吸引了周边赤贫山区的众多劳动力。在理查德·福特的笔下，巴伦西亚的海滨城镇比周围的乡村地区要富饶得多，马拉加由于向北欧出口水果而繁荣，赫雷斯由于鳕鱼贸易而致富，两者都成为外国人聚居的、繁荣的城市。从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上来说，西班牙的中心区域失去了支配性的地位。这是向古典时代的回归，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吸引人口、活动和生产。还有另外一种向着古典时代的回归。罗马时代的西班牙丰富的矿藏资源曾经吸引过投资。西班牙只是不出产质优价廉的煤炭，而这是工业革命最必需的原料。1830年代，似乎只有马尔贝拉，现在石油酋长国的操场和欧洲高尔夫球场，可能成为繁荣的钢铁工业中心。但由于缺乏廉价的煤炭，钢铁工业中心转移到了北方。1870年代的时候：毕尔巴鄂附近的铁矿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出口所获得的利润和换回了廉价的威尔士煤炭，使得毕尔巴鄂成为西班牙最大的重工业中心，因而吸引了潮水般涌入的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贫穷农民工。

理查德·福特曾经说过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他说西班牙好比一盘散沙。一百年以后，杰拉德·布伦南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西班牙迷宫》（TheSpanishLabyrinth)前言里写道：“对于西班牙，正常的状态是，它是小的、互相敌对或老死不相往来的共和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历史上的某些伟大的时期（哈里发时代、再征服时代和黄金时代），这些渺小的中心会因为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响，一致行动；而当来自上述思想的冲动衰退之后，它们仍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对于一直享受共同的法制体系的英国人来说，把多样性和政治碎块化作为独特的特征挑选出来是很自然的。但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丝毫不假。对于在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的奥拉维德，这位民权斗士来说，西班牙是：

这样的一个实体，一个实体下面包含了较小的实体，它们互相分离、敌对，而且还互相压迫和轻视，处于不断的内战之中。每个省份、每个宗教团体、每个职业都与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相分离，而向自身靠拢。现代西班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活力的实体，一个奇怪的、由更小的共和国组成的共和国，而它们互相敌对，是由于每个实体的特定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矛盾。

罗马对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强加的统治，创造了泛西班牙的概念，把西班牙作为单一的政治实体。哥特人国王至少在理论上，是罗马人的继承人，因此他们统治着的是个单一的王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天主教对阿里乌斯派异端的胜利，主教们给予了西班牙单一的宗教。对于西班牙民族主义者们来说，罗马天主教与国家本身是同质的。佛朗哥的《幕后的主宰者》(eminencegrise)成书于1970年代，里面提到，卡雷罗·布兰科将军说过，西班牙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就什么也不是。摩尔人的侵略破坏了这种统一性。西班牙分裂为两个政治、社会体系，两种文明：摩尔人的南部和基督教的北部——尽管，正如晚近的历史学家强调的那样，文化边际在两者之间是可渗透的，有时候允许很多的文化交流。可不论是基督教国王，还是摩尔人都难以战胜地方主义势力的向心力。科尔多瓦式地分裂为塔伊法小国家。尽管有着卡斯蒂利亚的帝国使命，仍旧是陷于地方内部的战争状态。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创造的不是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学到的现代民族国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室之间的联合，是由他们1469年的联姻而创造的。因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实行的是联邦制的君主制，条件是君主个人的权威和他们对特权的尊重。地方宪法联邦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巴斯克省份和包括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在内的阿拉贡王室领地以准独立的状态，他们有自己的地方议会。新教的支持者们把菲力普二世当作绝对主义君主。当他越过自己的王国，向阿拉贡议会收取赋税的时候，他自己可不是这样想的。

在必要的、有效的、中央集权的马德里政府和当地传统的力量之间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是1931年到1936年之间的第二共和国之后的波旁君主制和1975年之后的立宪君主制的任务。中央施加的压力多一点，就会酿成地方的叛乱。由于过度征税，菲力普二世的卡斯蒂利亚臣民抱怨他们承担了过多的帝国花费，因为他们作为特权的特权，使得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躲避的税收都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菲力普四世的首相奥利瓦雷斯（1587-1645年）寻求通过把加泰罗尼亚置于卡斯蒂利亚的习惯制下，以分摊这种负担。1640年，他遭遇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叛乱。哈布斯堡的君主只得屈服。1714年之后，波旁王室重操旧业，废止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特权地位。他们得到的还不如奥拉维德的多。最为坚决的中央集权者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雅各宾派，，因为他们把西班牙历史形成的地区划分为法国模式的省份，制定了一部全西班牙人共同的宪法。巴斯克省和加泰罗尼亚为了维护失去的地方自由，采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以维护他们非卡斯蒂利亚的语言和要求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尽管1931年到1936年的第二1共和国授予地方自治的权利，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佛朗哥将军继承了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们激进的中央集权主义政策，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废除了地方自治地位、压制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文化，结果使得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成为难以压制的势力。佛朗哥死后，新民主在1978年的宪法中得以恢复。欧洲最非中央集权化的宪法，在这三个巴斯克省份信仰基督教之后，“自治联邦”授予巴斯克地区像加泰罗尼亚地区一样的地方自治的权利。慷慨的地方自治打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因为就加泰罗尼亚而言，分离主义只是一个较弱小的运动。令人不快的地方自治并不能令数量众多的巴斯克激进民族主义者满意，他们诉诸埃塔恐怖主义，把他们愿景中的独立巴斯克国家强加给西班牙及其同胞。

欧洲旅游团供稿

四

如果马德里的中央政府的要求与相抗衡的省份主义之间的平衡能够建立，将有助于描述西班牙历史的过程，西班牙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都是用普遍的地方主义来解释的。对于杰拉德·布伦南来说，西班牙人首先效忠的是他的小国家——故乡。每个村庄、每个城镇都是密切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在布伦南看来，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认为，村镇，小的、内倾的共同体，是道德的宇宙，它保存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落的人类价值。盎格鲁一撒克逊的人类学家把它作为封闭的社会，针对这些社会，做过缜密研究，他们的技艺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中可以得到很好运用。

直到1960年代，理想型的村镇仍旧存在于遥远的地区。1920年代，布伦南在阿尔普哈拉斯的山村中发现过这类遗存。不过他也为此感到惋惜：乡村生活的衰亡和在1936年到1939年的内战期间采用了现代生活方式。1940年代，小说家塞拉在新卡斯蒂利亚的山村中，发现了自18世纪以来保持不变的小旅馆。20年以后，约翰·贝奇曼(JohnBetjeman)的妻子发现这些旅馆已经配备了塑料台布和收音机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总是有侵入性的因素存在以及日益消退的地方主义：中世纪的法国僧侣，16、17世纪的法国移民工人。1830年代，加利西亚人曾向乔治·波罗抱怨，潮水般涌入的加泰罗尼亚移民毁坏了他们的生计。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募兵，在自己的村镇外围活动。17世纪的一个以歹徒为题材的故事(Picaresquetale)是一个曾经混迹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无赖虚构的自传。小村庄们在司法上从属于庞大的城市，尽管许多这类从属关系都是被唾弃的。英国采矿业工程师和新教传教团就像来自直布罗陀的走私分子一样，在西班牙南部很引人注目。

无论故乡的权力在过去是如何吸引人，乘坐汽车的西班牙人再也不会被它束缚住。1960年代以来的经济飞速增长，虽然是从较低的基础上开始的，由于西班牙的经济已经开始超越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经济体，这使得西班牙社会转型，结果使得它变得较类似于周围的城市化的消费社会。这些移民到城市和工业地带的西班牙人，可能会回到他们各自的村镇，参加当地的节日、祭祀，但他们并不会为了农村生活的感情上的舒适，而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米格尔·德利韦斯在其小说中描述得无比优美的废弃的乡村，正是这类证据。

曾经是当地生活的核心的传统制度已经消失了。茶话会是好朋友围着一个咖啡座聚会的活动，已经被无穷无尽的晚间在家收听的脱口秀所取代。与此同时，自治地区的电视台，诸如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地区培养了地方爱国主义，这在潮水般的地方历史这一点上很明显。在西班牙拥有人均最高欧洲电影座位的时代，电视同质化了的地方主义文化扮演了电影在1950年代的角色。进口电影像1960年代的旅游业一样，获得了欧洲和美国消费社会的认同和艳羡。

佛朗哥时代的旅游者的老的名言“西班牙是不同的”，几乎不再能够描述一个日益城市化、工业化的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不再受到1936年7月或是接下来的内战那样的军方掌权的威胁。埃德蒙·伯克把18世纪的西班牙描述为“一头搁浅在欧洲海岸上的大鲸鱼”，威灵顿公爵在1820年称它是一个风俗和习惯与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太多天生关系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西班牙不属于欧洲，与此同时，他们对于霸权国家地位衰落的留恋，戏剧性地表现在他们把西班牙在1898年失去其殖民帝国最后一块领地当作是欧洲的失败者。这隐藏了它自从18．世纪以来缓慢的迈向现代性的步伐，尽管中间遭到了入侵和内战的残酷打断。今天，西班牙是一个圆满运作的民主国家，它是欧洲共同体的积极、热情的成员，其“风俗和习惯”就是西方消费社会的“风俗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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