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失业问题，连教皇都看不下去了

　　“对一些国家而言，甚至四成年轻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人生还没开始，已面临困境，谁知道内心的幻灭感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反应？”
　　欧洲的失业问题，连教皇都看不下去了。教皇弗朗西斯一世11月底在接受家乡阿根廷的媒体采访时警告说，今天的“一次性文化”已经使一代欧洲年轻人被遗弃。他解释说，以“金钱国王”为核心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一种遗弃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一次性文化，一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0%以上，“整整一代年轻人都失去了工作带来的尊严”。
　　教皇的担忧不难理解。欧洲的失业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已经让欧洲政客难以安坐。笔者在之前的专栏中也曾提过法国总统奥朗德主办的欧洲24国元首会议专门以降低青年失业率为主题。欧洲的高失业率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还和高福利制度有关。之所以时隔半月再次旧事重提，还与另一则新闻有关，笔者从这则新闻里隐隐读到些旧事。
　　这是则明显可看出教皇的世俗权力衰落的新闻。作为新闻主角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说，经济不平等是好事，一些人无法成功是因为资质太低，经济成功与IQ高度相关。他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严酷的竞争加大了人与人的差距，高IQ与低IQ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经济不平等可以促使有天赋的人努力工作。社会精英制度可以部分缓解经济的不平等。
　　倘作为学术探讨，约翰逊的观点也不至于大惊小怪，但这是一位据说旨在冲击英国首相的政客，他的观点就不能无视了。他冒险发表类似言论，赌的就是社会会有广泛的支持度。在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他在赌那些成功者对他的支持，以便为自己积累更多的政治筹码。尽管他此番言论遭到英国左翼党派的批评，但他的观点的代表性仍不可轻视。他言辞背后最直观也是最深刻的潜台词就是，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经济不平等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已到了政治家需要公开站队的地步。
　　正是对这点的担忧，让笔者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旧事。当时的德国，正是经济的失败导致的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把纳粹一手推上了政治舞台。1931年，德国失业率是33.7%，有500多万失业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4；1932年达43.8%；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失业率为33%，人口600万众。与经济失败伴生的是，社会思潮的混乱和社会治理的不力。在此背景下，纳粹党被选上台。希特勒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军事采购，强化卡特尔化，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并剥夺犹太人资产，进而使失业率骤降，1933年底就减少1/3失业人口，1937年还剩不到100万失业者。之后的历史，已不用笔者详述。
　　尽管如此联想并不科学，甚至有些故意夸大欧洲失业率的影响之嫌。况且希特勒当年的失业率下降也被质疑为玩数字游戏，当前的欧洲政治经济格局也已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乐观派甚至认为，当前的欧洲不仅从制度上限制了极端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也从文化和心理上对二战及其危害做了深刻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各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其一，欧洲部分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等国兴起的民族分裂势力，背后的原因一定先是经济性的，经济的积弱与失衡推涨了分裂思潮；其二，欧盟的制度设计，并不能有效防止极端势力登上各国的政治舞台。尽管欧洲的制度设计，比之前的国联以及当前的联合国更进一步，欧洲有着相对统一的军事权力（北约），且大多数国家也有着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欧元区），但这两种设计都是超国家的，各国的政治变化仍取决于各国情况，由各国选民自行决定。或许这也正是约翰逊敢于发表“出格”观点博选民的原因。
　　让教皇都坐不住的是，年轻人成为失业的主力军。这意味着在欧洲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工作岗位的相对固化以及产业的老化已经相对较为严重，没有更多的岗位腾出来给年轻人，或者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适合年轻人。对一些国家而言，甚至四成年轻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人生还没开始，已面临困境，谁知道内心的幻灭感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