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匈牙利 奥匈帝国是怎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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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1867年开始于一种罕见的低落情绪之中。这座一向轻松愉快的城市还沉浸在科尼希格雷茨之战带来的震惊和挫折感之中。往年人潮涌动的嘉年华会和兴高采烈的跳舞会都静默了下来，一时之间，维也纳最通行的语言——音乐也不再响起。

打破沉默的是才华横溢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他在4年前就已成为在霍夫堡演出的皇家指挥，此时他用舒缓深沉的前奏引出了被誉为“真正出色的华尔兹”的《蓝色多瑙河》。3月的维也纳春寒料峭，施特劳斯在市民公园指挥自己的乐队，为无数困惑无助的维也纳人奏响了这支解忧曲，也拉开了奥地利和解和繁荣时期的序幕。

一位萨克森政治家和一位马扎尔贵族亲手缔造出了奥地利～匈牙利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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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斯特曾经担任萨克森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政策旨在保存德意志诸小邦，作为奥地利与普鲁十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因此，萨克森虽然在经济上与普鲁士联系密切，博伊斯特却在政治上愈发倾向于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他一向都是反对、俾斯麦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对俾斯麦一贯的敌意使他在1866年战争结束以后被迫辞职，却也使弗朗茨-约瑟夫在当年10月选中他为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

每一个奥地利政治家都面临着多个政治集团的不同要求，他必须在其中选择一条道路，小心翼翼地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体系有实行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贵族会提出所谓历史权利和要求，哈布斯堡王朝则始终以庇护其从属民族为其“使命”。作为外来者，博伊斯特对奥地利原有的种种政策偏好并不熟悉，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反而使他免于陷到奥地利政治集团的复杂斗争中不能自拔的命运。而且，在萨克森长期任职的经验与阅历使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政治哲学，对奥地利帝国也没有既定的想法，其政策核心是消除战争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奥地利重新以强国面貌出现在欧洲，最终可以建立一个反普鲁士的联盟。

因此，博伊斯特立即就抓住了奥地利内政的症结所在，他向皇帝提出，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匈牙利人达成和解，惟一的办法就是给匈牙利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贝尔克雷迪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在非匈牙利人的地区唤起当地人的政治觉悟。他意识到，只有这些民族被动员起来，才能借其力量压制匈牙利人的气焰。但是此前的《二月特许令》带来的选举结果是德意志人在大部分地区的议会中都占多数派地位’因此，贝尔克雷迪重返《十月文告》，其中规定非匈牙利地区可以召开一个“特别咨政院”，地方议会可以按照简单多数原则选出与人口分布相当的代表，从而以一个保守的斯拉夫人的咨政院抗衡匈牙利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可以被用来从内部削弱匈牙利。

当贝尔克雷迪细致规划他的方案时，“外国人”博伊斯特已经投入行动了。1866年圣诞节前夕，弗朗茨·约瑟夫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派博伊斯特前往布达佩斯，与匈牙利人会谈。他在新年之初召开大臣会议，宣称：“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民族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依靠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即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在布达佩斯，机灵的萨克森政治家与雄心勃勃的马扎尔贵族安德拉西坐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对贝尔克雷迪的老调重调、弗朗茨·约瑟夫的犹豫不决和戴阿克的刚直不阿很不耐烦，据说安德拉西私下里这样总结二元体制：“你们照管你们的斯拉夫人，我们照管我们的斯拉夫人。”

在最后关头，一个克罗地亚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要求获得与马扎尔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被告知，必须与匈牙利人和解，而且帝国也不需要克罗地亚人以对抗马扎尔人的形式提供的帮助。贝尔克雷迪虽还来得及发布了一个新的文告，要求召开不包括匈牙人的“特别咨政院”，但是已经于事无补，2月初，贝尔克雷迪和他的“伯爵内阁”被解散，只有博伊斯特留任。这样，以一种弗朗茨·约瑟夫特有的、长期拖延之后的手忙脚乱的方式开始了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

匈牙利人始终坚持1848年法令是由斐迪南皇帝准的合法文件。因此，博伊斯特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把戴阿克这些匈牙利民族领袖看作是一个责任内阁，允许他们来到维也纳，直接与帝国官员谈判。在法律程序上，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地位就意味着要接受其政策，传统的讨价还价策略就没有必要了。

除了偶尔请教一下戴阿克以外，博伊斯特与安德拉西两人很快拟定了一份文件，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几百年的统治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仓促而决定性地改写了。文人为之高歌的历史、政治家为之振臂高呼的权利、人民为之激情汹涌、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有时候竟是在非常的条件下被一个无意的偶然所决定的，命运漫不经心扔进凡间的石子，往往会在岁月的池塘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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